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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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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峰沒有去做房地產,而是選擇了未來核心產業之一的太陽能。

2007年是一個財富無限膨脹的年份,當楊惠妍以1300億元成為中國首富,當富豪榜前十位“十有*”與房地產有關時,“財富”二字甚至開始讓民眾和傳媒生厭。有人嘲諷道:“大國崛起,還是首富崛起?中國曾經有過500強,可傳下來的只有宅子。”

這一年的10月,A股市場氣勢如虹衝破6000點,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間漲了幾十倍。儘管資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國經濟必經的階段,但在普通民眾甚至不少企業家財富管理技能匱乏的情形下,這種財富盛宴不過是吹起來的大泡泡,或說是“少數派的遊戲”。 。 想看書來

附:中國首富十年變遷(3)

當2008年大潮退下,人們開始重視起之前忽略的財富大亨,比如日照鋼鐵的掌門人杜雙華。然而,在中國轟轟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營鋼鐵巨頭日照鋼鐵卻面臨被山東鋼鐵集團吞併的可能,有人開始感慨當下出現的“國進民退”的趨勢,當然這一話題在富豪財富增長方式的討論範疇之外。

願作烏龜而不是鯰魚

“我很高興當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陽光的。”這是新希望集團掌門人劉永好成為2001年“中國首富”後到央視參加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說》時說的一句話。

這句話很平實,但卻極具開創精神。因為上個世紀*十年代,許多商人都是“夾著尾巴富起來”的,而取代榮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劉永好卻直面應對,令許多企業家詫異。

聯想起2001年7月*在建黨80週年大會上第一次將民營企業家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多數企業家開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變為“劉式”坦然,甚至主動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變化。一份關於富豪偷稅的調研報告廣為傳播,這份報告稱:“目前我國每年流失的稅款大致在1000億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報告的結論是:“對於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於遊離於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

一時間企業界風聲鶴唳,我們期盼的更多劉永好式富豪不但沒有出現,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嚇電話,恐嚇者稱如果將其拉進了這一年的富豪榜,“後果自負”。

儘管最後我們相安無事,但這一事件加重了社會的仇富心態,一些本來決定當鯰魚的企業家,情願做起“烏龜”來,所謂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會仇富心態集中爆發的一年,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掌門人李海倉在辦公室被同鄉槍殺;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亂刀捅死;8月17日,甘肅地產商劉恩謙在蘭州被槍殺……

此類事件令有關部門非常震驚。《中華工商時報》引用*中央*部、全國工商聯年初的一項調查稱:“我們並不諱言先富階層中,確有有愧於建設者稱號的人和事,但這只是極少數。”“正確認識和評價先富階層,對於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不過,直到現在,貧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別是最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後,鴻溝越來越大。以至於香港知名報人林行止也於今年年中宣佈,有感於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加劇,他不願再做盲目的市場信徒,他聲稱中國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之間平衡發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對政商關係邊界難以把握精準,是民營企業家的另一件頭疼事。我們在《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中總結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處理政商關係的型別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後,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附:中國首富十年變遷(4)

江蘇商人嚴介和是第一種型別。他從創業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設集團承接的幾乎全是政府專案,他說:“和政府打交道沒什麼風險,你要想著真正為政府分憂,並且去做了,就會贏得政府官員的信任。”然而他最後也是在政商關係上栽了跟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艦業務公司從江蘇遷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資掌門人張榮坤和原茂盛集團掌門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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