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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和華北局的指示，隨時報告北平市內的情況。為加強對北平地下黨的領導，1948年11月成立“迎接北平解放指揮部”，以餘滌清為負責人，協調各工作委員會之間的聯絡。

中國共產黨華北局認為傅作義雖然*日久，但他在抗日戰爭中與中國共產黨曾有過很好的合作，1933年6月中國共產黨就派張經武到歸綏動員傅作義抗日。1933年8月又派南漢宸和彭雪楓持毛主席的親筆信與他會晤。抗戰時期，周恩來、彭德懷也多次與他會晤，雙方關係融洽，在作戰中，多次並肩戰鬥相互支援。而且與蔣介石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在蔣介石政權即將崩潰之時，是有爭取傅作義和平解決北平的可能。因此，指示北平地下黨，利用有利的軍事形勢，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

北平地下黨主要透過三條渠道做傅作義的工作：

一是透過傅作義的女兒，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傅冬菊。傅冬菊的公開身份是天津《大公報》的記者，為了開展對傅作義的工作，中國共產黨華北局指示天津地下黨，透過關係將傅冬菊和她的丈夫也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周毅之一起調到北平。傅冬菊就留在傅作義的身邊，一邊利用機會勸說其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一邊將傅作義的各方面情況，包括他每天的神態、情緒等，及時報告給地下黨，再轉到平津前線指揮部和中央軍委，為指揮部作出正確判斷制定正確決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二是透過傅作義的老師，少將參議劉厚同。劉厚同參加過辛亥革命，具有*進步思想，對蔣介石排除異己的做法很不滿。他與傅作義私交很深，時常一起討論時局，他對傅作義說：政治是軍事的根本，沒有政治不修明而軍事能取勝的。南京國民黨政府政治*，官吏貪汙腐化，失敗是必然的。劉厚同的女兒劉杭生是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透過女兒的介紹，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一定的瞭解。因此，地下黨選擇他為主要工作物件，由地下黨的負責人崔月犁和杜任之去做劉厚同的工作，再透過劉厚同去做傅作義的工作。當傅作義和戰難決之際，劉厚同做了細緻的說服工作。當平津戰役逐步發展，劉厚同更是規勸傅作義當機立斷，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北平負責。後來在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黨的勸說下，劉厚同放棄了鼓動傅作義發表和平通電，力促傅作義透過談判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劉厚同的勸說，對傅作義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三是透過地下黨員李炳泉的堂兄李騰九做傅作義的工作，李炳泉的公開身份是傅作義創辦的《平民日報》的記者，李騰九則是傅作義的聯絡部長，是傅作義的心腹之一。李炳泉經常與李騰九討論時局，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逐漸作通了李騰九的思想，再透過李騰九去做傅作義的工作。當1948年12月中旬，傅作義讓李騰九去找個真正的共產黨，李騰九就乘機把李炳泉引薦給傅作義，李炳泉向傅作義轉達了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黨的意見，要求他作出決斷，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就這樣，李炳泉就成為傅作義與中國共產黨談判的聯絡人。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黨還發動各界群眾，開展和平解放北平運動。使和平解決北平問題成為當時北平人民的一致要求。12月中旬，傅作義邀請許德珩、徐悲鴻、周炳琳、馬衡、鄭天挺、朱光潛、楊人緶、賀麟、葉企蓀、王鐵崖、胡先驪等二十多位知名學者、社會名流到中南海座談，暢談時局。與會者一致認為只有和平，才是唯一出路。徐悲鴻說：“北平兩百萬市民的生命財產，繫於將軍一身。當前戰則敗，和則安，這已是目前的常識問題。”楊人緶更是言語激揚：“內戰已給人民帶來很大災難，仗不能再打了，如果傅先生順從民意，採取和平行動，作為歷史學家，對此義舉，一定要大書特書。”傅作義感慨地說：我的要好朋友現在都主張和平談判。

此外，中國共產黨地下黨還給北平的國民黨黨、政、軍、警、特、憲負責人寄發傳單，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規勸他們起義，投誠。在這些工作的影響下，蔣、傅系統的一些軍長、師長、團長，甚至軍統的北平站站長都表示願意起義。

在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軍巨大軍事壓力下，在地下黨有力策動和爭取下，在北平各界群眾的強烈要求下，傅作義終於正式派出代表與解放軍進行和平談判，從1948年12月19日到1949年1月16日，雙方共進行了三次正式談判。

1月19日，雙方擬定出《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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