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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業革命後情況變了，鐵路、輪船、飛機、電話的出現，在方便了人們的生活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當權者調動民間利益的能力。與之相伴隨的社會財富的貨幣化、金融票據化，使得權力者可以進行比過去大許多數量級的掠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權力進行制約，如果人民沒有選擇當政者的權利，那老百姓的權利和財產就無法安穩。所以，*制度在全球範圍普及的過程跟工業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業革命、金融革命強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並制衡國家權力的*架構。

顯然，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選擇*制度，不僅僅是對一種抽象的崇高價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現實的需要。大多數國家都意識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託在統治者的善意和保證上，而必須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三

問：在很多時候，人們似乎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難以為繼，並沒有足夠的動力進行變革。

陳志武：從實際利益看，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在5　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於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　000萬~9　000萬兩銀子，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那時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那時候的朝廷的確糟蹋不了什麼東西，充其量幾千萬兩銀子。

可是，雖然現在一年的財政開支4萬億，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不足，行政開支、形象工程佔大頭，花在國民福利上的錢只佔小頭。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歸根結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對政府預算的問責機制。在財政預算不透明又沒有公開聽證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當然不會注重人民福利。人大機構應該充分發揮作用，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問責。

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府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行政增加審批權和徵收稅費的隨意性，以及監督問責的不力，已經在社會中形成了相當的不滿，只有*機制才能緩和。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民主與經濟增長縱橫談（4）

問：也有人認為，*只是中國一部分精英和知識分子的訴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對反*和社會公正有更強烈的訴求，而要達到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那麼對老百姓來說，*有什麼用？

陳志武：*盛行，社會不公，地區間、城鄉間，以及不同群體間收入機會不平等，這些現象越來越嚴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權力不受*監督制約，二是透過國有制與行政管制讓政府控制的資源權力太多，這兩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有利於*、有利於不平等的溫床。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而我們同時又透過國有制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全國老百姓的錢和前途都交給了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

這些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和發展機會分配給誰呢？以2002年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最高，為15　905元，各省會城市人均9　223元，地級市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為5　137元，縣級最低，人均才590元。這種投資差別當然給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機會。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　449元，省會城市人均GDP是22　565元，到地區級市是13　660元，最後到縣一級才5　674元。難道這種收入金字塔結構跟權力金字塔結構的吻合僅僅是巧合嗎？

老百姓的金融儲蓄都掌控在國有銀行的手裡，土地也在國有制的名義下由官員支配，結果是誰有權力、誰有關係，誰就能融到資金髮財，誰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產開發商。另一方面，權力關係也決定了誰能、誰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於行政權力掌握了所有的資源和審批權，這也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的道路。

這就是說，當政府掌握所有資源而行政權力又不受制約的時候，政府在代替市場分配資源時，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沒有代表民意的*問責機制），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

2005年我在一篇論文中的研究表明，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國家的各地區間收入差距基本上在逐年縮小。其中，國有經濟成分越低的*國家，其地區間收入差距減少的速度則越快。相比之下，在缺乏*機制又以國有製為基礎的中國，過去五十多年裡，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加大。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過去沒有實質性監督制約機制保證行政資源配置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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