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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權，也無法從國有資產的增值中獲利。到今天，還是連一份國有資產清單都沒有，更不用說有經獨立審計公司審計過的國有企業財務報表，給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將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為財產所有者的身份落實。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說是虛的。現在，我們應該將國有資產股份注入一個個“國民權益基金”，或者說就把國資委改名換姓成“國民權益基金”，然後，把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億公民手中，讓他們明確成為這些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並允許他們自由交易這些“國民權益基金”股份。

這實際上是實現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讓每個人都成為有產者。這是民營化。

中國今天要搞民營化，相對要比當初俄羅斯、捷克的條件成熟很多。俄羅斯、捷克的老百姓當時對股票、債券、基金股份的價值完全沒有認識，也沒有任何實際操作經驗。我1986年在國防科技大學工作，當時學校強制教師每月買國庫券，工資的一部分直接以國庫券的形式發放。我當時對有價證券毫無認識，認為它沒有價值，等同廢紙，所以隨手就給了別人。我當時對國庫券的認識和態度大概和俄羅斯、捷克的人們對私有化券的認識和態度差不多。但現在，中國的情況不同了，中國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賬戶有一億多，大家對股票、基金等有價證券的認識已經比較充分，市場監管的問題雖然很多，但監管架構已經具備，也有近18年的經驗。要搞民營化，中國人比當初的俄羅斯人、東歐人有經驗得多，至少不會出現拿民營化基金股份換酒喝的情況。

問：目前中國如果進行大規模的民營化，其中的*和權錢交易是肯定的，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後的問題？

陳志武：在一個缺乏對權力進行*監督的社會里，才更需要民營化，讓缺乏制約的權力沒有*的資產基礎。因為民營化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約權力的效果。國有制讓人民從屬於權力，這一點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書中均有詳盡論述。而民有制則有利於權力制約體系的建立，因為大部分人有了財產特別是資產性財富後，會增加中產階級的規模，人們實現自己財產價值的願望會更強烈，權利意識會增強，會更理直氣壯地對權力進行監督和質疑。因此，在目前政治體制改革難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進行民營化改革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提升中國的*。

問：羅馬俱樂部在幾年前曾經出過一本書《私有化的侷限》，認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侷限，推行私有化要趨利避害。在您看來，私有化的邊界和侷限是什麼？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txt小說上傳分享

走出產權改革的誤區（4）

陳志武：對一個國家，私有和公有的邊界到底應該在哪裡，取決於以下因素。

首先是這個國家的制度架構，是否有憲政*？司法是否獨立？這些方面的實現程度越高，對公有制的支援程度就越高，因國有制帶來的委託代理成本會越低，公有制的邊界就越寬些。只有當公民對國有資產的佔有、使用、處置擁有充分的監督權力時，委託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這就對政治的*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蘇聯和東歐的歷史已經證明，在沒有憲政*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所謂的公有制到底會是什麼東西。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麥這樣的小國可以搞公有制，因為這些社會的人口才幾百萬，同質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程度相對較低，減少委託代理過程中的道德風險。而像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企資產管理的複雜程度超過人們的想像，委託代理成本遠勝過公有制能帶來的任何好處。當然，一個辦法是建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管理13億人的公有資產，但官僚體制人數多，在資訊和資源上佔有優勢後，不僅道德風險會出奇的高，而且讓老百姓在博弈中處於劣勢。所以，中國如果在社群、鎮、縣這個層面搞公有制，也許有些可行性，但在全國範圍內，要實現成功的公有制幾乎不可能。

再次是跟一國的發達程度、發展階段有關。前面講到過，在中國需要高速工業化，需要建立龐大的基礎設施網路時期，經濟靠投資驅動，那時，國有經濟的比重可以高些，這有利於資源的集中投資，有利於快速工業化。但是，一旦工業化發展成熟，甚至出現產能過剩，國有資產比重太高，反而會切斷經濟增長對社會能產生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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