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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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智的做法是去研究地理狀況，然後就某些有關離海水邊緣多遠才適合蓋房的指導方針達成一致。但時代在變，數十年或數世紀中有意義的方針可能會變得陳舊而需要修正。常有人說，我們必須與大自然合作，而不是和它對抗，可是這當然只是一種適度的修辭；每個人類詭計都阻撓或扭轉某種自然趨勢；訣竅在於對自然模式如何組合在一起了解得足夠清楚，從而我們對之施加的干預能夠獲得我們想要的結果。

守住防備潛行開脫的界線

當我們對人們如何構造其心智瞭解得越來越多，構成我們讚美與譴責、懲罰與治療、教育與用藥等制度之基礎的那些假定，將不得不做出調整，以尊重我們所瞭解的事實，因為有一點是清楚的：基於明顯謬誤的制度與實踐是過於脆弱而難以信賴的。很少有人會願意把他們的未來賭押在一個他們能看見其中裂縫的脆弱神話之上。

實際上，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已在過去幾個世紀中逐漸轉變。我們現在會無爭議地免除或減輕許多案件中當事人的責任，而我們的祖先則會以粗暴得多的方式對待他們。這是進步嗎？還是我們對罪行都變得軟弱了？對於那些害怕者，這一變化看上去像是腐蝕，而對於抱希望者，它看上去像日漸壯大的啟蒙運動，但還有一種看待這一過程的中性視角。

在進化論者看來，這是個滾動均衡，永不會長久靜止，是一系列創新和反創新、調節和元調節（meta…adjustments）所達致的相對穩定結果，這場軍備競賽產生了至少一種進步：自我知識的增長，在我們是誰和我們是什麼、我們能夠和不能做什麼的問題上不斷變得更老練。從這一自我理解出發，我們定型和再定型了我們對自己應該去做什麼的結論。

這裡有一個從第九章遺留下來有待回答的問題：成為一個可責的惡棍的認定條件，實際上究竟是什麼？是否可能有任何人真正滿足這些條件？沒有人是完美的，況且，一個完美惡棍是個有自相矛盾之虞的概念，這一點自從蘇格拉底以來便已得到領會。任何打算明知故犯去作惡的人，其內部是否必須有某個東西出毛病了？我們應如何在各種開脫症狀——他不知道，他無法控制自己——和那些“按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作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之間劃出界線？

如果我們把門檻設得太高，那就人人都能脫身，如果我們把它設得太低，我們會以懲罰替罪羊而告終。瞄準這個問題的種種自由意志主義提議，結果都偏離了靶子：神秘的主體因果，實踐理性機能中的量子不確定性，由非物質靈魂所完成的道德懸浮，或其他幽靈般的木偶操縱者——這些說法充其量只能哄騙我們將注意力從難題上轉移開，而專注於一個省事的不解之謎。所以讓我們回到原來的問題：我們如何劃出界線，而什麼東西能在來自科學的全部壓力面前保持這條界線不撤退？

第30節，

設想一種資質（aptitude）測試，測量心智靈活性、一般知識、社會理解和衝動控制等等有理由認為是對道德主體性的最低要求的指標。這樣一個測試可以將我們對責任能力的默會理解中所隱含的觀念變得可操作：正常成年人具有這些能力，而你要麼也具有，要麼沒有。我們可以把測試設計得具有“天花板效應”：滿分100分，你的得分不可能超過100，而且多數人都會得100分。（我們對該閾值以上的能力差異沒有法律上的興趣。缺乏想象力的史密斯或許未能和他的同夥——聰明絕頂的瓊斯——一樣清楚地瞭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史密斯也瞭解得相當好，足以讓他承擔責任。）

這種方針的理由是清楚而熟悉的，而且在諸如汽車駕駛執照這樣的簡單應用中看來效果不錯。你必須滿16歲（或15歲或17歲）而且必須透過一個資質和規則知識測試。從此以後你就獲得了在道路上駕駛的自由，並和任何其他駕駛者一樣被對待。這樣的政策可以在我們對它的公路安全影響了解更多之後做出調整，夜間限制、實習期、對可識別殘疾或其他特殊情況的例外規定，都可以在最大化安全性和最大化自由之間的成本收益權衡中得到考慮。

這樣一種平衡過程，也可以在有關免除或減輕責任的依據這一更一般問題的爭議中看到。當我們對相關無能及其效果的模式瞭解得更多，我們就為重新確定個人相對於門檻的位置找到了依據，變化往往（但並非總是）朝向豁免某類之前歷來被視為顯然可責的人。這造成了一種門檻永遠在後撤的表象，但我們需要更冷靜地檢查一下這一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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