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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形象虛高給他自己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他既要做管仲去治理國家，又要做樂毅去統兵打仗。由於精力有限，結果這兩樣都沒怎麼做好。

諸葛亮的老對手司馬懿，是一個不喜歡做秀的人。不僅如此，他還總誇諸葛亮是“天下之奇才。”常嘆曰：“孔明之才，吾不如也！”總之，他把表面上的風光全都讓給了諸葛亮，但打起仗來卻毫不含糊。

司馬懿抬高諸葛亮的水平，是為了減輕自己的壓力。這樣即使自己偶有失敗，也容易得到別人的諒解。諸葛亮與司馬懿正好相反，他總是吹自己才高八斗，天下第一，所以他所承受的壓力更大，也就更經不住失敗的打擊。後來，諸葛亮動不動就口吐鮮血，昏倒在地，這都與他自己過度做秀而給自己造成的心理負擔有關。

斷了退路的做秀者

有人說，中國人是一個內斂而謙虛的民族。這話不完全對。在某個時期，中國人是非常張揚的。拿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來說，他們看似不羨仕途，堅決與官僚劃清界限。但他們卻奇裝異服，故意做出一幅放蕩不羈的樣子，有時還驢鳴長嘯。他們不是真正的隱士，因為別人隨時還能找到他們。當然即使你找到他們，他們也未必和你合作。他們會羞辱前來拜見自己的客人：“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走進我的屋子，就是鑽進了我的褲襠。”

“竹林七賢”的行為就是做秀，是為了引起別人的重視。七賢之中，有的果然受到政府重視，而封以官位。有的則惹怒了當權者，引來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可見，做秀也要恰到好處，要善於順臺階下。否則就會把自己逼到絕路上。

魏晉之後，文人中的做秀者少了，因為害怕政府迫害。但皇帝中的做秀者多了。

唐玄宗李隆基，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在走向浮華和迷戀女色的同時，他開始了自己的個人做秀，專心於書法和音樂的研究。他是唐代隸書代表人物，現存作品有立於西安碑林的書刻《石臺孝經》和刻於泰山之上的《紀泰山銘》。李隆基在音樂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唐代著名的歌舞大麴《霓裳羽衣曲》就是他的傑作，代表了我國古代音樂史上歌舞音樂的最高水平，是流傳千古的不朽佳作。只可惜他只顧得做秀而耽誤了國事，給安祿山造成了可乘之機。安史之亂突然爆發，“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李隆基的好日子就此結束。

南唐後主李煜，也是一邊做秀，一邊享受奢靡生活。他工書法，善繪畫，精音律，詩和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過度做秀自然會影響治國大計，所以他很快作了趙匡胤的俘虜。投降以後的李煜，更加詞情大發，寫了不少流傳後世的詞。不過這些詞大都在表達對亡國的深痛，對往事的追憶。所以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滿，派人把李煜毒死了。

宋徵宗趙佶，也是一個會做秀的主。在書法上，他所創“瘦金體”在書法史上獨樹一幟，成為歷代楷模；在繪畫上，山水、人物均有涉獵，尤其擅花鳥畫。他勤於創作，被後世公認為承前啟後的“大家”。只可惜這個做秀高手命運悲慘，被金人擄到天寒地凍的北方去了。

明朝的天啟皇帝朱由校，處理國家大事時糊里糊塗，但有一手極好的木工活。他好造漆器、硯床、梳匣等精巧器具，尤在雕刻上見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緻妙麗，出人意表。做秀的皇帝不願意治理朝政，於是把大權交給宦官手上，使得明朝江山日落西山。在他死後，崇禎繼位，接過來的已經是一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了。

企業家形象虛高的慘重代價

企業家，本是經濟社會中最直接的逐利者，其目的就是獲取最大的利潤。但有時候我們會忽略這一點，不小心就為他們戴上了“英雄”和“精英”的帽子。而這些企業家也樂得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他們所領導的公司也被人們寄予了厚望。殊不知，在企業家形象虛高的背後，企業的經營風險也正與日俱增。終有一天，企業家會像諸葛亮一樣，為自己的“形象透支”而付出巨大代價。

一度被稱作為中國首富的南德集團前主席牟其中，曾經以與蘇俄“聯合投資、研製、發射”衛星；用貨易貨的方式置換蘇俄客機而轟動商界。“牟其中現象”被學術界作為專題研究，“南德文化”被無數企業奉為商戰秘籍。牟其中成為了中國“一代儒商”的佼佼者，不僅兩次登上“世界經濟論壇”，也成為各大學爭相禮聘的客座教授。然而，牟其中的豪邁多有華而不實之嫌，如“華爾街辦銀行”、“中美俄放衛星”、“再造北方香港”、“炸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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