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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已經談了好多年，措施也制定了許多，筆者還是認為，最根本的是必須切實改變‘口號農業’。正如工業一樣，農業也無法僅從自身尋求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著力點放在農村城鎮化，提高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要把農業產業化、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植樹造林及生態保護與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汽車工業和公路交通等建設等同起來，產生綜合效力。

另外還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根據前面所講，由於一些農產品國內市場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從理論上講，國內產品面臨著國際市場的衝擊與挑戰，農民收入的提高將變得更加困難。而在實際中，正是由於農產品國內市場的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將會引起農業的一場深刻的革命，我們應該密切關注、認真研究。

二是有人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鄉鎮企業在同大型國企和外資企業的競爭中，逐步暴露出規模不經濟、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落後等問題，經營效益大幅度下降。針對上述狀況，透過政府的幫助和扶持，實現鄉鎮企業第二次創業，從而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筆者認為這些建議是不可取的，至少在絕大多數地方不可取，鄉鎮企業的發展必須要選擇新的戰略，並根據選定的戰略來確定戰術。

2。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城市勞動力過剩、職工下崗失業已成為較為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從總體上減少了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量，加大了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再就業”的難度，農村剩餘勞動力大大增加。基本解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也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進而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面對勞動力源源不斷“供給”的情況，如何應對呢？

（1）農村剩餘勞動力何以能夠“入城”？

20多年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造就了1。2億以上鄉鎮企業職工和8000餘萬大多進入城市的流動職業者。這些昔日的農民不僅為民工輸入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為自己找到了相對穩定或不穩定的工作，從而實現了再就業。

為什麼農村剩餘勞動力能夠“入城”？筆者認為，這一問題的深層原因是體制性的，即在由政策原因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條件下，城鄉對立及各方面的不平等，使得許多城市職工以“公家人”為榮，缺乏競爭意識，沒有危機感的習慣（利益貴族化）。而農民工以其吃苦耐勞的精神，迅速搶佔了建築、飲食服務、環保、農副產品供應等行業並佔了絕對優勢。隨後，農民工還“迂迴”滲透到廠礦企業、部門單位，去幹那些正式工不願乾的工作，充當“準職工”的角色，以至形成了二元用工制度，即一方面固定工富餘，另一方面又使用農民工。“這種在職工富餘的情況下仍招收臨時勞動力的狀況，是一種‘就業陷阱’”，造成了正式工管合同工，合同工管臨時工，臨時工管農民工，“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幹，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怪現象。這種“高成本就業”狀況與城市職工不願“屈尊”的心態相結合，加之改革開放後城市出現了許多機會，在農村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下，很自然地促成了農民的地域流動。

（2）城市“再就業工程”遏止了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尚處在方興未艾之際，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出現了城市勞動力剩餘及職工下崗問題。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高就業”、“低收入”的政策導向下，企業本來就存在著大量隱性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追求效益的目標取向與市場配置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資源之基本原則必須使富餘職工離崗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一場全域性性的“下崗”與“再就業工程”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當前下崗職工大多在40～50歲之間，由於歷史的原因，他們受教育程度低，能夠從事的多是低技能、重體力的工作，因此，在對科技要求越來越高的今天，他們重回企業就業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隨著城市職工下崗人數的增加，迫於大勢，不少下崗職工不再猶豫、觀望、等待，而是自覺變“單位人”為“社會人”，走上社會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從事社群服務、家政服務、餐飲服務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與進城民工發生了爭搶飯碗的問題。而原先那些使用民工的企事業單位為了減員增效，也在減少、辭退外來民工。

從總體上說，城市社群能夠穩定地吸收外來勞動力而不至於被下崗職工取代的行業與崗位畢竟有限，在一些新興的、向高層次發展的服務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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