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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糧食出口管制，糧食出口由糧食局統籌辦理，禁止民間自由出口；實施公、餘糧徵購以充分掌握糧源；將臺灣劃分為7個糧區，糧區間禁止糧食自由流通。軍、公、教人員實行食米配給制；機動向市場拋售食米，避免米價的過度波動而帶動物價上漲，將食米價格維持於較低水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種種措施，穩定米價，實際上起了壓抑物價的作用，有利於壓低工資水平，使出口產品更有競爭力。臺灣政府控制米價的方法並非是行政命令，而是利用市場運作的機制，其關鍵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稻米。當米價上升時，政府便把大量稻米推出市場，使米價下降。政府手中的大量稻米，源自政府透過種種行政命令，例如“隨賦增購”等，強迫農民繳交和售賣稻米給政府，一方面保障了當時臺灣60萬軍隊的糧餉，另一方面亦使平穩米價的政策得以執行。在這些措施下，臺灣的糧價得以維持在穩定和較低水準，一直到1969年，臺灣農民出售大米的價格都遠低於國際市場價格，最低時只有國際價格的61％。臺灣實行低糧價政策，維持了低工資，使勞動密集工業迅速發展起來，其出口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相對於60年代工業的蓬勃發展，農業部門在60年代經歷了由興至衰的發展歷程。1968年以後，過去以“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造成的積弊暴露出來，農業勞動力與資本大量外流，農業投資相對減少，農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1969年，臺灣農業首次出現負增長。到80年代，農業生產發展仍十分緩慢。近數十年來雖然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和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所得逐年有所提高，但比起非農業就業人員的收入水平，農民的收入仍然偏低。1991年農戶人均所得是非農戶人均所得的72�4％，農戶人均每月收入11�66萬元新臺幣，不及非農戶人均16�04萬元新臺幣的3/4，而且農業淨收入佔農戶所得的比例一直在減少。農民收入長期低於非農行業，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大大下降，難以安心務農。

縱觀臺灣的經濟發展，可說是農民的利益被犧牲。由於臺灣中南部地區主要為農業地區，國民黨的這種政策當然會引起南部民眾的不滿。特別是國民黨當局在“###復國”的“過客心態”下，側重於對國民黨黨政高層聚集地的臺灣北部進行建設，而使臺灣南北的發展有較大差異。臺灣南北兩個重鎮臺北市和高雄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甚大，可以作為南北不平衡發展的典型。

國民黨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蹟”——加工出口區由於國民黨當局將經濟財源與發展重點放在以臺北市為中心的北部地區，臺北市的財政分配高出高雄市數倍之多；臺北市高等教育佔了整個臺灣的60％以上，而南部高校甚少，尤其是第二大都市高雄市到目前也沒有幾家知名大學，醫療衛生機構也有類似的差距。特別是以臺北市為主的北部都會區，擁有較多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也享有較好的生活品質；而以工業起家的高雄市，長期被水質、空氣品質不佳所困擾。這種政策的傾斜，引起南部民眾對臺灣當局的不滿與南北矛盾的出現。國民黨執政後期也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實現南北均衡發展，但效果不明顯。這種政策與矛盾，在民進黨選舉策略與民粹主義的激化下不斷加深，南北民眾內心的對抗情緒上升。因此，高雄人常認為自己是“二等公民”，有永遠追不上臺北的失落感。因此，南部地區長期以來有一種反國民黨的情緒，也因此成為反對黨——民進黨長期進行反對運動的大本營。南部地區選民的投票動向成為民進黨在2000年與200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戰勝泛藍陣營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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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新政”（1）

世界進入上世紀70年代，自二戰結束以來維持20餘年的世界冷戰格局，已經處於大變革的前夜。臺灣當局也陷入危機之中。

論兩岸關係，兩岸隔絕20餘年的現實，民眾已不能容忍，迫切希望當局放棄封鎖海峽政策。論島內政局，“戒嚴令”下人民的權利所剩無幾，在政治專制化、政權一黨化、軍隊政黨化、社會警察化的狀況下，以“保釣運動”為標誌的群眾參政議政開始興起，尤其是黨外勢力已經開始聯合起來向執政當局發起新的衝擊。論經濟狀況，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臺灣工業化迅速發展，新的經濟基礎的出現，必然會帶來對國民黨專制和蔣介石獨裁為蔣介石病中在含飴弄孫核心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政治多元化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論對外關係，隨著中美關係解凍和中國第二波建交高潮的到來，“世界上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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