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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的烽煙裡，謝冰瑩跑遍了運河東西、長江南北，跑遍了黃河流域，在漢口作過“前線歸來”的講演，也曾在重慶為《新民報》編輯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習慣後方的生活，於是又奔向徐州；臺兒莊大捷中那堆積如山的戰利品，使她興高采烈。這時期她寫了許多報告文學，後來在廣西出版了一本《五戰區巡禮》。在歡樂與痛苦、光榮和侮辱、血淚與火交熾的戰時生活裡，她憑著自己的勇氣，“衝破了黑暗”，“斬斷了枷鎖”，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憶說：“我沒有一天停止過我的工作，雖然我個人是勝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顧整個的國家仍然在被敵人侵略著，全中國的婦女還在過著被壓迫、被輕視、被歧視的生活，我不能放棄我的責任，仍然要向著人類的公敵進攻；總之一句話，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惡勢力奮鬥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顧國立編譯館黃維特的反對，不在後方作“太太”，堅決到前方。到重慶，她在報上發表訊息，動員民眾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組織婦女上前線為傷員服務。謝冰瑩4月5日到宜昌，受到當地軍民的歡迎，她為九十四軍作講演，疾呼救亡圖存是每一箇中國人的神聖職責。在那裡，她組辦救護人員訓練班，第一次認識在基督教全國總會任訓練主任的賈伊箴，冒著敵機的狂轟亂炸到前線視察，同詩人臧克家討論戰時文學問題。後來她又在老河口組織了一個訓練團，全身心地投入抗戰。她蒐集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材料，並及時地寫成文章，把為祖國而戰的無名英雄介紹給千百萬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她說：“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憶的，常常把稿子帶到廚房去看，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寫文章……”《黃河》是當時西北國民黨統治區僅有的大型純文藝刊物，對當時的小說創作有頗多貢獻，不少撰稿人後來都是知名作家。這期間，她出版了《新從軍日記》、《在火線上》、《戰士的手》、《姐姐》、《梅子姑娘》、《寫給青年作家的信》、《抗戰文選集》及《在日本獄中》。後者是在華山三元洞寫成的。寫作是需要環境來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華山來寫獄中生活，太不調和。但她到華山的目的不是遊山，而是寫作，如果把用生命換來的寶貴材料永遠埋在腦子裡，是對不起一個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櫻花開的時候》一文中說：“無論做什麼事情，只怕動手，一動手，總有一天會成功的。自從那晚下了決心以後，我便開始擬小題目，一共寫了二十三個……”，“我對於寫作的態度，是非常認真的：只要一動筆寫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節上，我沒有心思來做別的事，甚至聽到孩子的笑聲，我也並不高興。……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憶裡，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驚心動魄的場面，像電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兩個星期裡，決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們一出去，馬上把門關上，同時用藍布把窗戶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視窗，使光線暗淡得像獄中一般。在這樣的佈景和氣氛下，我寫得很快，精神貫注，一氣寫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寫作的理想時間……在豆大的菜油燈下，許多小青蟲來撲向燈光，起初它們飛得很高，慢慢地它們又受了創傷，翅膀被火燒得支支作響；但它們並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地掙扎著，奮勇地向前猛撲；最後，它們的小生命都被犧牲了，後來者又踏著它們的屍體前進……”謝冰瑩看到這些小小的無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難的獄中，她覺得她也像這些小蟲子一樣，以必死的決心，在忍受一切敵人所加於的殘害。她帶著悲憤的心情寫作《在日本獄中》，腦子裡不論白天晚上，時刻回憶著獄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譯，大鳥公寓的管理人……他們一齊來到我的腦海裡；我有時痛恨，有時傷心，有時我從門縫裡望望隔壁，看見一些來遊山的客人，在那兒有說有笑的，我就討厭他們！我恨他們的談話影響了我的寫作，於是我在這邊故意用拳頭把桌子捶得砰砰響，大聲地學著日本警察的口氣罵著：'馬鹿野郎！'（'混蛋'之意）由於我罵別人，而聯想到日本警察罵我，打我，以及我當時的心境。……在這個時候，不論什麼人，他如果妨礙我的工作我就把他當做敵人一般看待。”

她埋頭寫了十天，精神漸漸不能支援，頭暈，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華北新聞》催稿付印，於是又恢復了夜以繼日的寫作，發誓“一定要把這些用生命換來的材料寫出來告訴全中國的同胞”。她在腦子裡又坐了一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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