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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也就是這一群中的一個。

……這裡充滿了為民族自由解放而戰鬥者的奮發而愉快的　面影。……那一種緊張、熱烈、愉快的空氣，構成了壯麗的場面。

這本書的特色是充滿了：對於勝利有確信，對於工作有熱情　的，一群青年們的，活潑興奮倔強愉快的笑聲。

《在湯陰火線上》集中描述了“捉漢奸”、“包餃子”和“美人計”三個故事。作品表現了戰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同仇敵代的愛國精神。作品寫得相當細膩：除夕，婦女隊長趙大嫂帶領全村婦女緊張地包餃子，送到戰壕慰勞前方戰士。當敵人進犯時，戰士們嘴裡的餃子還沒有嚥下便衝向敵人。一個小戰士犧牲了，當人們把他抬回來時，發現他的口袋裡還有咬過一口的餃子。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節。一個是婦女，一個是戰士，他們，也就是全中國人們，都有一種精神，這是不可征服的偉大精神。

不久，曾克又創作了另一部七萬餘字的中篇報告文學《在戰鬥中》（1940年連載於重慶的《婦女生活》，個別篇章刊於茅盾主編的香港《文藝陣地》）。這部紀實作品是作者跟隨部隊踏遍河南戰區十幾個縣的所見所聞所思的結果，所描寫的物件除了抗日戰士，還有普通民眾，其中也有婦女、兒童，還有鄉鎮、礦山，所涉及的生活面相當廣泛深入，寫作上雖是更為自由、靈活，但字裡行間則由許多故事為經貫穿全篇。這部報告文學當然主要表現軍民英勇殺敵，視死如歸，把同敵人你死我活的戰鬥視為“閃光的夢”，願把青春獻給保衛祖國的偉大事業的抗日故事；但也寫行軍途中凍餓病死的屍體及戰爭所製造的各種慘狀和淒涼，也寫厭戰情緒和逃跑，寫充滿生命意識的生與死的掙扎，也有戰鬥中一些平常小事。總之，這些悲壯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寫，更多了一些親切和真實。

高長虹在1940年3月31日《新蜀報》副刊“蜀道”第84期上以《新星》為題評介她的作品，稱她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個，他說：“我看到這些作品，覺得很驚奇，出乎意料地，這沙漠中的綠洲，卻像是天生下來叫她寫作的。”對她作品的藝術成就尤為讚賞，她的那些描寫“十分靈活”，“不是報告文學的寫法，已經是一種藝術的寫法了。”在描寫人物方面，她“用很少的幾筆畫出人物的姿態、性格來”。

1939年到重慶，參加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任教於私立復旦中學，參加文藝界、中蘇友好協會、東北流亡總會的抗日宣傳活動，為“上海孩子劇團”的團員補習文化課。在兩三年的時間裡，她在武漢、重慶和香港的《婦女生活》、《自由中國》、《抗戰文藝》、《大公報》、《文學月報》、《新蜀報》、《文藝陣地》等報刊發表小說、報告文學及話劇計三十多萬字。創作上她雖是最初的嘗試，卻是十分成功的，形成影響，頗為當時文壇所關注。

三

1940年冬，經周恩來、鄧穎超介紹，她與於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從事專業創作。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這使她明確了作家創作的目的性，從此再沒有離開過戰鬥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曾克喜歡現實主義作品，因此她所接觸的作品多是一些具有強烈人民意識的作家的作品，並受其影響。曾克說：“我喜歡杜甫、白居易的詩，曹雪芹的《紅樓夢》、施耐庵的《水滸傳》、蒲松齡的《聊齋》、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等小說，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柯仲平的《海夜歌聲》，以及外國作家高爾基的《母親》、《我的童年》、《我的大學》等作品並深受其影響。這大概同我的氣質和我在文學上的追求有關。”

到延安之後，曾克說，她和黑丁在生活、感情上不斷髮生不協調的矛盾。黑丁過於粗暴和易於激動的性格，以及在學習、工作方面的興趣、要求越來越有差異，是他們分手的主要原因。曾克說：“作為兩個寫作者組成的家庭，生活裡應該隨時議人生，淡寫作，交流感情，但黑丁缺少這些。他總是忙忙碌碌，一天難得說上幾句話。”曾克性格開朗，善於接受新事物，參加各種文藝活動，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從事寫作；她的這些生活都不為黑了理解和接受，以致於引起無端的猜疑和忌妒，有時甚至無理智地撕掉她的文稿（這對一個作家來說，大概是最不能容忍的），甚而還動手動腳，嚴重傷害了曾克的自尊和事業心。黑了雖然是一位有影響的作家，但他未必就瞭解年輕妻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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