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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搿噸胤諾南駛ā罰��謔潛愀��拗�肆蕉ァ胺吹場⒎慈嗣瘛⒎瓷緇嶂饕宓淖什�準隊遺煞腫印焙汀岸。�幔�⒊攏ㄆ笙跡┓吹臣�胖匾�歉煞腫印鋇拿弊印�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難的起點——她被開除黨籍、降職、降新，下放農村、農場、工廠，從事體力勞動，進行思想改造。

這種歲月的回憶是苦澀的。但從苦海中掙扎出的柳溪，卻有常人少有的樂觀情緒：“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這一漫長歲月的生活，對一個作家來說，也許正像俄國沙皇時代的許多革命者一樣，必然要到西伯利亞去充軍，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壞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礪了意志，清醒了意識，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並不像我二十歲時所理解得那樣筆直、鋪滿鮮花，而是充滿了鮮血和荊棘。”

無論處境何等險惡，不管是在農村工廠勞改中受苦，還是在收發室、資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獨沒有忘記的是創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區“安家落戶”，應付了一些檢查之後，就偷著寫了幾十萬字的小說，其中題名《兩個父親》的長篇，後易名《紅薇傳》者，即是《功與罪》的前身。但她卻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指為“幻想東山再起”。那時她在人生的悲涼之中常讀兩篇文章：尤利烏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辯《絞刑架下的報告》，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這兩位完全不屬於同一思想範疇的歷史人物的發言和文章，卻使她從中吮吸了無比堅毅的力量和難忘的教誨。柳溪說：“我不僅應該活著，而且應該奮發有為地活著……”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並不能熄滅她的創作之火。在北風呼號著的寒冬，她忘掉了“勞改”中的屈辱、緊張、疲勞，偷著記錄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創作筆記，並利用幹部們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機，創作了中篇小說《王媽媽》。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雙林農場改造。在那裡，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時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沒有使她停止關於創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為思考一個故事情節，竟掉進溝邊的冰窟窿，棉衣棉褲溼透了，在跑回宿舍時，全身結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鎧甲的武士。為了烤乾棉衣，她只好請假，一個人倒插著門，披著棉被，盯著火光，沉思著。誰會想到，她又在繼續剛被中斷了的創作構思呢！

橫掃東方，風雲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地上自生自滅的一場將永載史冊的災難。柳溪說，這期間，“我所受的迫害和鬥爭，和廣大幹部、知識分子、人民群眾所受的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我受的比他們延長了一倍的時間罷了。”關於這段生活，她不願多說，我也不想多問，但她那些與創作有關的情節，我卻不厭其煩地窮追不捨……

1967年，中國的“造反派”正發高燒，於是掀起了一個抄家的高潮。對於柳溪來說，已無家可抄，然而，她也不會倖免。那時，她既無金銀，也無珠寶，只有偷偷寫成的那些比金銀珠寶更珍貴的草稿。柳溪總算把草稿都穩妥地轉移到鄰居——一個新華書店幹部——的家裡。但後來“牛棚時期”，她偽裝寫“認罪書”（上而擱著“認罪書”，底下放著創作手稿），寫了長篇小說《功與罪》中的幾個新章節，因臨時轉移，來不及把稿本收藏起來，還鎖在書箱裡。有一天，一幫人要檢查她的單間宿舍，她怕極了。柳溪說：“我那些稿子裡有一章標題為《幸福》，內容是寫小說主人公李大波做白區工作，偽裝洋車伕，從車站接來北方書記劉少奇同志，一路感到幸福的情感。那時我真是提心吊膽，若是被發現，不僅撈來一頂'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的帽子、挨批挨鬥，肯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她後悔不該寫出來，要是裝在心裡那該多保險。但她總算躲過了這場大禍。她利用開箱取茶之機，就著他們轉身檢查別人東西的時候，順勢將稿本擬在手中，掖在褲子裡——讓它順著褲子掉在事先用帶子紮好了褲腳的褲腿下邊。

寫在這裡的，我不認為是一則文人軼事。它是那個時代的罪證記錄。柳溪說：“在我們的國家，把許多事情弄顛倒了。有的人，可以使用權力去搞打砸搶，卻不允許你幹正大光明的事業，做學問、創作，還得像賊一樣偷偷摸摸。我被迫演出這樣的滑稽戲令人疚心……”

這些我痛苦地實錄在此，也許會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一面鏡子。

1970年，她離開了勞動集中營似的幹校，在一片一級戰備聲中，以疏散之名插隊到天津西郊一個臨著獨流減河的一個小村。東躲西藏的稿本，也從沉睡中醒來，欣然陪伴著孑然一身的柳溪。這時她並不感到寂寞孤獨，雖然還戴著右派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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