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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些評論文章，隻字不提琦君父親寫的散文，只是在別的文章中提及父親對母親的無情。其實琦君也很愛父親，專文有《父親》、《油鼻子與父親的旱菸管》，在其他寫母親或母親、父親、姨娘三角微妙關係以及父親對“我”的摯愛之類散文中，父親的形象也是親切鮮明的，如《小梅花》、《楊梅》、《酒杯》、《鮮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透過兒童的視角，將父親棄官退隱後的心態，以及對種田人純真的友誼（《油鼻子與父親的旱菸管》），晚年對母親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楊梅》），以及對“我”的摯愛（《喜宴》），寫得那麼細膩，那樣鮮活，那樣生動。而《父親》的構思尤其獨特。文章一開始，作家就為父親造型：“每回聽到馬弁們一聲吆喝：'師長回府啦'”孩子們遠遠偷看到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父親。“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親近。待父親因反對軍閥內戰而自動退隱閒居以後，父親不再穿軍裝而著一身藍色長衫，不像顯赫的軍官而像詩人學者時，“我”就感覺親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後，父親從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遠遠的“偷看”到“靠在他懷裡”，為痛悼哥哥而與父親相對痛哭。在這裡可看出作家組合素材的高超：從形式上實質距離的拉近到感情距離的拉近，承接得天衣無縫，同時也藉此將父親的顯赫、威武、悲愁、慈愛一一展出，既樹起父親的高大形象，又寫出父親豐富的內心感情。

在寫人的單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對金手鐲》當成小說，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它有鮮活的人物形象，嚴謹的結構。事實上琦君寫人的散文，都小說化了，如《父親》、《髻》、《紅紗燈》等。所以這也是一篇小說化了的散文傑作。因為它是絕對真實的。琦君是獨女，母親愛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與他人？據說是因為她一頭濃髮，聽人說送與奶媽撫養才會健壯成長，迷信的母親就讓她與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歲半後，她被母親接回，母親拿出一對金手鐲，一隻套在阿月手上，一隻套在她手上。七歲時，這一對小姐妹又見面了，一樣童稚，一片天真，並不感到她們有什麼不同之處。可是十八年後，當她們再見時，阿月竟當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見了！”如同魯迅的《故鄉》中的閏土喊“老爺”一樣，震顫著作者與讀者的心。“魯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極度悲憫所壓縮成的冷漠，維繫他古典的節制；琦君則以她靜謐的詩詞含蘊將悲憫擴散在時空以外”（楊牧：《留予他年說夢痕·序》）。這一聲喊，一下子拉開了她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點出她們不同身分地位。正因為琦君“將悲憫擴散在時空以外”，她對這“大小姐”的喊聲也作了與魯迅別樣的處理，她不許這樣喊，而且當晚，這位官家小姐、女大學生還執意與帶一小女兒的貧苦農婦睡在一張床上，暢談別後詳情，關心她的命運。直到現在，她與阿月一別半個世紀，還念念不忘這位異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靈，溫柔敦厚的個性。很可惜，作者只為阿月的貧困嘆息，卻無法找出阿月貧困的根本原因，卻是她思想上的侷限。情真意切是這篇散文的靈魂，這表現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跡地將她在佔典詩詞上深厚的造詣溶合於一篇白話文裡，轉成質樸的語言，抒寫她的深情與眷戀。僅就流淚場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沒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孃見到長大成人的“我”的喜極而淚，有“我”面對兩“鬢已斑”的母親和摸到乳孃“粗糙”雙手而流的傷感的淚，有“我”與阿月話別時感到一對異姓姐妹“生活環境裡離將日益遙遠”而流的無奈的淚……除了寫淚，作者運用對比手法，將失落之情，也寫得如在目前，如當“老師講到馬克·吐溫的雙胞弟弟掉到水裡淹死了，馬克·吐溫說'淹死的不知是我還是弟弟'，全班同學都笑起來，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點悵悵惘惘的。”這種對比，既鮮明又有新意。全文顯得纏綿徘惻，動人心絃。比起憶舊文章的凝重情深，來臺以後的生活寫照的散文，則多幽默詼諧。當然不能說她寫來臺後的生活散文就不帶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於情”（白居易語）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筆下，處處都是愛，萬般都有情。我說她憶舊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較而言而已。請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補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醬油》、《與我同車》寫得多麼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於《孩子快長大》、《孩子慢慢長》、《捕兒住校後》等等，也寫盡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心，《家有怪妻》、《再做閒妻》則更是妙趣橫生！

除了寫人，她的筆也離不開她心愛的小動物。她寫貓（《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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