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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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一幅純潔、明豔的畫，永遠鑲嵌在她的記憶裡。在她的身邊，那些小夥伴多是窮苦的孩子。住在她家樓下的孩子是打繩的。他們一天到晚手執打繩工具，從這邊到那邊為媽媽打繩，背後還揹著比自己小四五歲的小弟弟。那個跟媽媽到三樓的男孩子，小小的便幹起大人的活兒了，她那時就想：“若沒有他，我們家就吃不上飯，喝不上茶……”還有許多孩子，都有大人一般靈巧的手，有的包陳皮梅，有的裝酸檸檬……這是他們的童年，和她不一樣。可也有一樣的時候：雖然他們的家庭彼此沒有來往，但童年的黃慶雲與那些窮孩子卻共有一個大沙堆，那便是共同的樂園了。他們有時一起抓石子，有時撿貝殼，有時“煮小飯”——就算是過家家了。這些小夥伴給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打石的孩子。那時香港到處開山，爆破之後，一些女人和孩子再用錘子將石頭敲碎。他們的十個指頭都用破布包著，可是錘於常常砸破自己的手指，弄得滿手都是血。“有一個藤廠的學徒，住在我家對面。”黃慶雲回憶說，“他的工作是洗藤條、破藤條，而他常被師傅用藤條抽打得鮮血淋漓。他捱打的時候，哭得叫人揪心；師傅不在的時候，他唱歌唱得令人興奮。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她還有一些同學，有的是織毛衣的、繡枕頭的、織燈籠的，還有的是做小媳婦的。黃慶雲在他們眼淚裡浸泡著，於是那塊純潔的心田，便生出對罪惡的控訴，對弱者的同情；人類最善良的感情——人道主義，就在這時慢慢滋生。

“在我很小的時候，好像從每個小夥伴的背後，看到他們都拖著一條尾巴——他們的家庭和他們所處的社會。這些都化成資訊，投進我不大開竅的腦子裡，而後來，又是一呼即出的人物。”黃慶雲的總結，是她童年生活的主要方面，自然是她日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基礎。

黃慶雲的父親曾留學日本，讀專科學校，回國後當過繪圖員、測量員、教員，還做過小生意，經常失業，可他是個逆來順受的好好先生。媽媽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也當過教師、小職員，店員。可是這麼一對，性格截然不同，一個慢，一個急，一個柔，一個剛。父親是個樂天派，天塌下來當被蓋；媽媽卻憂柴憂米，事事操心。媽媽只讓她和姐姐努力讀書，怕“玩物喪志”，連玩具也不給，小狗、小貓、小鳥更不許養。沒有玩的，姐妹倆便以看別人勞動為樂：看菜農挑水澆地，竟要等到人家把池塘的水挑幹才走，可池塘是永遠挑不幹的；在街上看小店裡包粽子，也是要看到不包完不離開。對於幼小的黃慶雲來說，世界是新奇的，充滿了幻想和色彩。

五歲那年，黃慶雲有個故事，那完全屬於她的獨創。她從小膽子就大，喜歡幹什麼就幹什麼。有一天她走過鑽石電影製片廠，人家正教學員練習表演“偷視”，她也站在那裡看熱鬧。有人也招呼她試試表演，她竟得了一百分。人家問她要不要學電影，她一口答應了。可是那時她連個名字還沒有，只有個乳名“妹妹”，於是人家便給她起了個名字“黃梅”，並且，幾個月後這個名字竟在電影學習班的證書上出現了。在學習班裡，有一次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哭泣”二字；這時，一個青年學員走到表演臺上，手裡拿著一件血跡斑斑的灰色長衫，邊哭邊訴，——他哥哥在沙基遊行示威時，被帝國主義槍殺了。他傷心的哭聲，感染了所有的學員，黃慶雲也第一次跟大家一起，流著淚，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幾十年後，她不止一次描寫沙基慘案，成了她作品中的重要故事。以後，她在《愛河潮》裡拍過一個鏡頭，在兒童故事片《小迴圈》裡，也拍了幾個鏡頭。爸爸媽媽知道後，她的藝術生涯也便結束了。但這一段有趣的生活雖然很短，卻是她寫作生涯裡很長的一章。

黃慶雲有個姐姐，可以說是她唯一朝夕相伴的“朋友”。親姐妹間的最大樂趣就是互相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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