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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伯母善講故事，常用簡練十動的語言給李納敘述《東征》、《楊家將》的故事，十分同情楊家將和薛仁貴。她的心胸開朗，很少憂愁，只有在遇到無法解決的難題時，才找個僻靜的地方，用豐富、生動、詩一樣的語言悽悽慘慘地向死去的丈夫哭訴她使人同情的孤苦悲慘的命運……

人，都是社會的人。每個人的一生都會受到各種人和環境的影響，而那童年、少年時代所受的影響尤為重要，往往成為人生道路的指路標或為一生所從事的事業打下基礎。李納說，她的第二個文學啟蒙者是一個賣菜的中年人。他們住在同一條巷子裡。他孩子多，大的背小的，一家人擠在一間骯髒的耳房裡。他生活得快活、自尊，從不許別人冒犯，為了保衛自尊心，經常在小菜攤前和別人吵架，有時簡直要打起來，所以連那些有錢人也往往怕他三分。但他有一顆美的靈魂，熱愛生活和孩子。他常常捧著一隻竹筒煙鍋，蹲在石階上，一面吸菸鍋，一面向孩子有聲有色地講述《三國演義》的故事。他恨曹操，看不起劉備，喜歡張飛，佩服趙子龍。他的身邊，總是圍攏著一群背娃娃的小聽眾。他，像一位園丁，用甘露澆灌孩子們純潔的心；他，像一塊磁鐵石，吸引著孩子們的純真，不管母親如何罵，甚至掄起棍子，也阻擋不住孩子們往他家裡跑，李納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的啟蒙者當然不止以上兩個，那愛唱歌的僱農的小樓，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在李納回憶童年生活時，感慨地說，“他們對我的影響是我畢生感激的。後來，當我會看書時，如讀《蕩寇志》，我憎恨陳希真和陳麗卿，因為他們剿滅了梁山泊，殺了我喜歡的英雄。我無法發洩憤懣，於是就將這些人的面像一個個挖空了眼睛……”

再暗淡的生活，也會有亮光。對李納來說，這亮光就是這些下層的勞動人民。她說：“我永遠懷著感激之情懷念他們。他們不但給過我快樂，更重要的是讓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這些人，就是頸項上拴著鐵鏈，也過得高高興興，從不對生活絕望。這些人是善良的，純樸的，對別人充滿了同情心。後來，我有幸接觸許多平凡崗位上的人，在眾多人物中，除少數之外，都各自帶著優美的素質走進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國的女性，在舊社會，她們受著比男人更沉重的壓迫，一旦覺醒，對於舊生活的拋棄，義無反顧；對新生活的執著，捨死忘生。她們最高的道德準則，就是人民利益。有時，她們表現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更單純。我愛這些人。無論在戰爭年代，在和平建設時代，”就是在'四人幫'橫行的寒冷日子裡，她們的光輝都照亮了我，想到她們，心中充滿了溫暖、“（《李納小說選·自序》）這就是為什麼，李納在自己的筆下反覆歌頌她們。

中國的封建勢力是一條給人民製造了無窮苦難的繩索，中國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但那根繩索仍然束縛著當時的少男少女們，他們最感痛苦的還是婚姻不自主。李納也不例外。在高小時，她已經朦朧地意識到有一副沉重的枷鎖無情地綁縛著她。對方是什麼人？她一點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次，她與同命運的小女友在校園裡的鳳仙花下偷偷哭泣。李納說：“像我們那樣的家庭，要提倡退婚是家庭的奇恥大辱。死，比退婚還容易。”

小學畢業後，在昆明讀書的叔叔回來了，他和李納有著同樣的痛苦。她向叔叔傾吐了自己的苦惱之後，叔叔要她爭取出去讀書，還指著牆上的一幅對聯說：“讀好了書，便可以'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了。”

母親同情女兒，贊成她出去唸書。那時，她的家鄉只有一所女子小學。由於軍閥混戰，土匪出沒，滇軍來，川軍往，很不太平，她家不是逃到鄉下，就是躲進昆明。自從她受了叔叔的啟發和鼓勵，外出讀書“便成了她夢寐以求的願望。祖父最初不同意，一個女孩子，遠離家長的約束，在他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但經過母親的苦苦哀求，由於他憐憫她從小沒有父親，考慮再三，終於答應將她託給一家親戚。

聰明、勤奮的李納考取了昆明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學。以後，她曾多次提到《亞利安娜》給她的啟示。她說：“這件事，已經過去幾十個寒暑，可是至今想來，還清晰如同昨日。那時候，我是一個初中學生，寂寞總是籠罩著我。有一天，無意中看到一本厚雜誌，讀到《亞利安娜》。這篇小說，向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被一個為真理獻身的女性感動得熱淚迸流。在我稚氣的心靈中，它不啻是一束火把，它長久地在我心中燃燒，長久地成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

李納所在的這座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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