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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國故論衡》中，以更富於學術性的形式表述了這些觀

念。①政治上，章－康論爭與政治家派系的“改良”與“革命”的對抗相聯絡；

思想上，與儒家傳留的相互對立的版本即古文－今文經典之爭相一致。結果是

成為兩種形成對照的考察聖人的現代方式，依照新儒學和帝國正統觀念的標

準，兩種方式同樣是異端的，因為兩者都不承認把傳統上公認的經文當作上

古真正的黃金時代的傳留物。②

在康有為手中，早期漢代口傳經典的今文傳統，暗示了一種孔子作為宗

教建立者的固有解釋，孔子確曾在公元前　６　至　５　世紀創立準則作為他自己預

言的大同景象的傳播工具。康的論證在學術上是複雜的，依靠找出語言學上

的根據而認為劉歆在公元　１　世紀樹為權威的版本，是政治上被人授意的贗

品，並認為其原作的年代不早於孔子自己生活的時間。可是，斷定經典是預

言書，使相信它們包含一個關於遠古歷史真相的真實核心成為不可能。如康

的批評者們所指出的，如果劉歆是作偽者，那麼孔子也是作偽者。①康提出一

個儒家傳統中沒有前例的選擇：或者神秘地信仰孔子是一個超越歷史的人

物，或者懷疑經典記載的儒家黃金時代有任何歷史的根據。

而且，這種懷疑主義產生了一個必然的結果：經典，不再被當作準則，

必須在現在認為產生了它們的時代的歷史條件中被理解，也就是被當作出於

政治動機的杜撰，目的是用來支援周代的“后王”或他們的後繼者西漢皇帝

的合法性。對康有為的批評者來說，他的理論既提出了一個虛假的作為神聖

信仰的創立者的孔子形象，又提出了對儒學的真實的、令人惋惜的評價，把

它當作帝國曆史之中的國家強權的工具。康有為的理論不是把這種學問看作

思想體系，反映一個時代的價值和優先考慮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種歪曲，

透露了歷代知識分子政治家妥協的道德觀；和有助於真理相比，他們的學問

更多地有助於發跡，最終促成了帝國的衰落。從這個意義上說，康的哲學和

歷史論文轉而不利於它們的作者，宣告了康、梁的改良運動是儒家謀求升官

發財的“經世”傳統的一種當代的表現。②

① 章炳麟：《國故論衡》。

② 周予同：《經古今文學》。

① 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所引，第　789　頁。

② 今古經文之爭對民國早期歷史編纂學的影響，在勞倫斯？A·施奈德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中有分析。

為了配合這種對今文儒家的攻擊，章炳麟依靠更為傳統的“漢學”傳統：

孔子“述而不作”、“六經皆史”——即尚存的關於早期周代朝廷的政府記

載片斷。不過，章利用這些先例既奚落了那種儒家學說可能是基督教似的宗

教的見解，也推而廣之，斷言儒家學派並沒有特許的傳播關於社會道德的使

命。在否定儒家調整社會的歷史作用方面，他既否定了它的“內聖外王”的

聖人品格的基本模式，也否定了帶有傳統政治文化特徵的學者－治國之術的共

生現象。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創立第一個民間（與朝

廷倡辦相反）思想學派的學者——既是學術工作中“科學”地忠實於事實的

先驅，也是值得讚美的把知識分子的使命從權力腐化中分離出來的先驅。

大多數早期的“國粹”堅決支持者在他們反對今文烏托邦改良主義中，

並沒有一直追隨章炳麟否定孔子是中國最主要的道德主義者的意見。相反，

當他們汙辱康有為是一個追求名望的聖人理想的敗壞者時，他們仍然沒有超

過更標準的儒家人本主義反迷信的極限。章炳麟的思想超出了那種膚淺的理

性主義和道德主義，導致了最早從根本上對在整體上作為改良宇宙論基礎的

進化原則的新傳統主義的批判。１９０３　和　１９０８　年之間，章在許多反滿的革命

期刊中發表的對改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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