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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例外。情緒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種政治學說更為複雜，而不是簡

單了。就　１９１７　年與　１９２１　年間中國的情況而言，改信馬克思主義涉及改變信

仰者方面對中國現實的瞭解、他們個人的脾氣和稟性，以及他們對該學說本

身的理解。①

① 陳獨秀文，見《共產黨》，2（1920　年　12　月　7　日），第　2　—　9　頁。（《共產黨》雜誌的主編是李達，而

不是陳獨秀。上述引文錄自《社會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達的筆名〕——譯者。）

① 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改信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論述，可見許華茨的《中國的共產主義

與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邁斯納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改信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傳入很久以前，中國軍事上的衰弱和經濟上的貧困狀況，對

於那些有政治頭腦的中國人就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因此有了富國強兵的呼

籲。但是直到改良主義思想，包括其中比較保守的“體用”學派（見第　７　章）

興起時，值得為之獻身的中國的思想方才開始出現。“改革”（或者說“改

良”，或者說“維新”）這種說法本身就暗示，在這個國家無法分割的文化

和制度中，具有必須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從革新者們的角度來看，

那些反對這類改革的人們是在保護中國的不良品質，而且因此對它們的延續

負有責任。在改良主義思想發展的第一階段，幾乎沒有任何指導性的哲學理

論，只有個人和社會兩個層次上的零散的觀察與比較；西方值得稱道的優點

——它的實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會秩序——受到注意，並與中國的不

足取之處進行了比較。康有為對儒家學說的修正，與嚴復對托馬斯？赫胥黎

論進化和倫理的文章的翻譯恰在同時，這就為改革提供了哲學基礎，從而將

其推進到第二階段，儒家化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折衷主義的哲學，在

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內，中國和她的人民被

當作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因此沒有哪一個社會集團是被視為可以與中國

的政治社會疏遠開來的。即使在　１８９８　年的維新失敗後，在政治舞臺上起來取

代改良主義者的革命者們也認為，除執政的滿族人以外（以他們種族低劣為

藉口），沒有必要使任何人與政治權力脫離開來。儘管其哲學體系龐雜，中

國的維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國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時期的日本）成

功的模式，沒有其他以經驗為根據的理論。

中國連續不斷的道德墮落、政局不穩以及經濟惡化，為復辟皇權的反覆

企圖和外國的侵略提供了條件。在更廣闊的範圍內，歐洲的戰爭暴露了令人

非常欽羨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點，而布林什維克的勝利連同其隨即廢除沙

皇在華的特權，則為中國的解放指明瞭一條新的道路。彷彿這些劃時代的事

件尚且不夠一樣，巴黎和會決定把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給予日本，而不是

公正地歸還中國。在這些事件和決議的綜合影響下，中國的思想與政治氣候

突然改變——儒家化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宰地位被徹底粉碎了。跟隨其

後的是思想上的混亂，在這種混亂局面中，中國學者很容易被羅素或柏格森、

尼采或孔德、克魯泡特金或馬克思的種種觀點說服，並改變信仰。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皈依者是誰？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現實有著怎樣的

理解？他們在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有著怎樣的個人經歷？為什麼他們信奉了這

樣一種學說？

五四運動後的五年裡，改信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當中，僅有　１２　人已知是出

身於無產階級。①其餘的所有人都受過教育，而且有些還出身於相當富裕的小

資產階級。在地理上他們分散在北京（圍繞傑出人物陳獨秀和李大釗所在的

北京大學）、上海（圍繞創立於　１９２３　年的觀點激進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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