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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動機。用勞倫斯？施奈德的話說，“科學”方法可以被用來“削弱

傳統史學和經典之歷史基礎的可信性”。①要消除過去傳統對現今的影響，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話當作事實的做法，這些神話是這種傳統的依

據。最後，許多其他的“國學”學者——甚至包括“新傳統主義”學者，他

們未必具有胡適和顧頡剛那種反傳統觀念的先入之見——都從事這種批判性

的工作，使史學研究從盡信經典和沿襲傳統這樣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的重負

中解放出來。

① 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論述；又見戴維？羅伊：《郭沫若：早年》。

② 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2　頁。

① 勞倫斯？施奈德：《顧頡剛與中國的新史學》。

甚至就反傳統觀念的“新文化”學者來說，他們的意圖也並不完全是破

壞性的。儘管胡適、顧頡剛和傅斯年專心致志於可以在當代西方找到其模式

的遠景，但他們和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樣，決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國歷史中找到

現代文化可以從中發展出來的胡適所說的“正宗”。胡適的導師約翰？杜威

提倡的科學觀念，以其漸次增進的進化觀點，支援這樣一種看法，即現在總

是由過去發展而來。顧頡剛和胡適兩人的確都能滿意地找到中國思想中有現

代性傾向的組成部分。這裡有據認為是清代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中國

古代思想中的倫理學的起源；以及對胡適來說，歷代生動的白話文學作品，

它們與高貴人物頹廢的、形式主義的古典文學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把高

貴者那種喪失了信任的、壓制人的“雅文化”和民眾活力相對比的民粹主義

主題，最終導致顧頡剛廣泛研究民俗學（見下文）。同等地關心新文學和新

學術這兩個方面的胡適，後來能夠在他對過去白話小說的學術性研究中把這

兩方面的興趣結合起來。所有這些努力，不管是文學方面的，學術方面的，

或者只是時事評論方面的，都貫串了新文化運動的共同前提。

儘管共同具有新文化運動的前提，當我們並列地提出這一運動的一些主

要倡導者——胡適、陳獨秀和魯迅——的名字時，我們也明明知道他們之間

的深刻差別。１９１１　年以前胡適還是青年學生，已經受到嚴復和梁啟超的社會

達爾文思想的深刻影響。他作為留美學生的幸運經歷，以及他那時和早期杜

威哲學的接觸，似乎使他相當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對陳獨秀“德先生和賽先

生”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陳獨秀的提法提出後基本上就保持不變。嚴復介

紹的培根－穆勒的科學概念，作為一種簡單的歸納主義，有助於理解杜威的實

驗主義概念，而胡適自己　２０　世紀早期在美國的生活經歷又給他留下了現行民

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還熱情地接受了杜威關於真正民主的更先進的、批判

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學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賴試驗性的假設、應用於

研究“未可預斷情況”的科學實驗方法，意味著否定所有精神權威和預定的

教條——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學的。因而它是維護自由的真正

基礎。這種科學方法已非常成功地應用於自然，如果人們能互相協作，把科

學方法應用於人類社會和文化問題——這個領域仍然受到教條的絕對統治—

—的研究，那麼，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終將實現。因而可以想象，科

學知識透過教育普及全社會，將使人們有效地分析和處理他們共同的問題，

甚至調解他們之間相互衝突的利益。儘管杜威尖銳批判了只不過是形式的“政

治民主”和立憲主義，但他整個觀點的前提似乎無疑是以共同接受立憲民主

作為“競賽規則”。

雖然胡適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學作為方法論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

了作為哲學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認識論問題，而且他覺得完全有可能把杜

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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