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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這一機遇再次衝我招手，所不同的是，這次的邀請來自中國的商界。那時我正在與一位中國商人王巍錄製一期電視節目，王巍是中國首批併購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全國工商聯併購公會的會長。他曾在紐約學習、工作過一段時間，於1992年回國。在錄製節目的間隙，我們很快展開了對中國及其未來的熱烈討論。王巍告訴我，他在1982年就讀過《大趨勢》，並且受益匪淺。幾天後我接到了他的一封電子郵件。

“關於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前景的書籍簡直是不計其數。但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趨勢》一書中所做的那種分析。現在連我們中國人都還無法理清中國紛繁複雜的現狀與未來方向。您為什麼不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寫一本關於中國大趨勢的書呢？”

這一次我已經做好了準備，而且還有了一位親密的伴侶與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麗絲。在過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們也曾多次訪問中國。我們共結連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語出版商。事實證明我們真乃天作之合。我們一起環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國鉅變的喜悅。我們還一起結識了王巍……我們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與王巍的第一次會面幾個月之後，我們同另外一位中國合夥人一起成立奈斯位元中國研究院。這是一家獨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開大學和天津財經大學（我也在這兩所大學擔任教授）的大力支援。我們的宗旨就是拋開西方人的視角和態度，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待中國。正視中國的短處，但是絕不根據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和標準評價中國。

開始的時候，我們需要蒐集大量關於基層的訊息，於是與工作人員頻繁會面。我們的工作團隊由28名來自於天津兩所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組成，一些中國企業家和知識分子負責指導。我們簡要告訴他們我們所需要的資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只負責蒐集事實，也就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不是計劃、宣言之類的資訊。他們最需要習慣的一點就是我們並沒有給出一個框架，因為任何框架都會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樣我們會很難發現新資訊。

這一過程對於深受中國思維影響的他們來說非同尋常。而且，他們還需要把從媒體上挑選出來的文章進行整編、翻譯。和我們的這個團隊一起工作的確是件令人開心的事情，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學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監測中國地方媒體的同時，我和多麗絲遊走於中國各地，採訪企業家、知識分子、官員、藝術家，乃至*者和在華外國人士。我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時期大多數關於中國書籍的作者一樣，以外來者的眼光審視中國。

我們探尋的是中國大趨勢。我們明白，自己所關注的是一個區域發展各異、各種變化紛繁複雜的國家。我們所尋找的是一種中國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單一事件放在這個模式中來觀察才有意義，並勾勒出一幅新中國的圖畫，就像1982年我寫《大趨勢》時對美國所做的分析那樣。

但事實證明，我們所瞭解到的資訊的複雜性和重要性遠遠超出了預期。我們所重點關注的是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的顯著變化，但很顯然，這些變化的背後有著另外一些更深層次的因素，這些因素影響著這些變化，卻令我們難以界定。不過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們恍然大悟，並且驚訝於自己先前的遲鈍。1982年美國所發生的變化都是在一個既定的體制內，而2009年中國卻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許可以證明資本主義這一所謂的“歷史之終結”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道路的一個階段而已。。

約翰·奈斯位元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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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趨勢》導言（1）

任何對於中國未來的探索都離不開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分析。在這30年中，中國從戰後的共產主義國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體制，並且實現了現代史中前所未有的發展。為什麼其他許多*國家都沒有能夠實現像中國一樣的經濟發展呢？為什麼儘管眾多西方國家一直試圖推動中國採納西方*，而中國國內卻鮮有此類呼聲呢？

分析中國自身的條件和優點，我們不難發現，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是堅定不移地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這種長遠策略方針的執行不會像西方國家那樣因為總統任期的結束而中斷。中國也沒有導致國家分裂的黨派鬥爭，沒有因為路線的突然改變而使發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堅持著改革開放初期所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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