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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生五次被捕，這是第三次。

陳獨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龔振鵬已經出了槍決他的佈告。經過社會名流的營救，陳獨秀倖免於難。

陳獨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運動中的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的新世界遊樂場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被早有準備的北洋政府的軍警捕獲，關押了將近100天，經過李大釗、孫中山以及各方輿論的呼籲營救，被保釋出獄。

這第三次被捕，陳獨秀估計如果在家中搜到馬林的信，起碼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對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時就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與監獄》。文章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奇*書*網。整*理*提*供）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作了最壞的打算。他囑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說：“惠僧，你是沒有事的，頂多我坐牢。你出去後，還是早一點回武漢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會審公堂指控“陳獨秀編輯過激書籍，有過激行為，被偵處查實，已搜出此類書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陳獨秀見事情不太嚴重，首先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開脫，說他們都是來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負責，和客人無關。”馬林為陳獨秀請來了律師，要求延期審訊，取保候審。

10月6日，上海《申報》刊登了陳獨秀被捕的訊息。胡適得知後，請蔡元培與法國使館聯絡設法營救陳獨秀。胡適用安徽話罵道：“法國人真不要臉！”

中國共產黨內部，張太雷和李達商量後，請孫中山出面。孫中山致電法租界領事，請他們釋放陳獨秀。

10月19日，法租界會審公堂再審陳獨秀等人，問陳獨秀：“報紙講你在廣東主張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張？”

陳獨秀氣憤地答道：“這是絕對造謠。”

7天后，10月26日，陳獨秀被宣佈釋放，罰款100元。李達、張太雷、張國燾和一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青年團員僱了一輛汽車，開到會審公堂。陳獨秀上車時，幾位青年團員用俄語唱起了《國際歌》。

這次有驚無險的被捕，使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得到了緩和。陳獨秀感謝馬林的積極援救，表示願意多聽共產國際的意見。馬林充分領教了陳獨秀的剛毅倔犟之後，也放下了架子，說：“中國的事主要是中國黨中央負責領導，我只和最高負責人保持聯絡，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議。”

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也仍然是書生本色。他沒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個小夥子一樣，與人辯論動不動就面紅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講究什麼“領袖風度”。

1921年，陳獨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西遊記〉新敘》。陳獨秀從白話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指出《西遊記》和《水滸傳》、《金瓶梅》具有同樣的價值。陳獨秀的學問是十分淵博的。他是文字學專家，在漢語詞義研究、古音學研究和漢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陳獨秀又是傑出的文章家和書法家。也許，專心從事學術，他會成為一代學術大師。但是中國的1921年，呼喚著一個強有力的先鋒隊，來拯救這片四分五裂、多災多難的山河。迎著這個呼喚，走來了骨頭和魯迅一樣硬朗的陳獨秀。他把一批散佈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驅集合起來，攥成了一隻高高舉起的拳頭。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看見了曙光。

從梁啟超家書看王國維之死

黃　波

王國維之死，曾被稱為“中國文化史世紀之謎”，解讀者眾，以至有人還專門編了一本《王國維之死》的專著，但迄今也沒有一個以足夠的證據和雄辯的推理作支撐，讓所有關心、討論這一事件的人都心悅誠服的看法。不過，在20世紀至21世紀的轉換年頭，蔡仲德先生連續寫了4篇文章，論定王國維之死是為了“殉清”，他說：“我並不否認王國維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認為，生活不幸（長子之喪、摯友之絕等）、悲劇人生觀、性格矛盾、思想衝突等等也許都對其死不無影響，卻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現實的、直接的、決定性的原因；陳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說可謂言之成理，卻無法說明王國維為何經此‘數十年’（指中國文化之消沉淪喪已數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為何遺書有‘再辱’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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