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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與外患(遼東與北邊的防禦)!

歐洲整體經濟的擴張,必須有相當配合的條件,方足以持續其增長。14世紀歐洲大疫之後,人口大量減少,勞力不足,促使歐洲走向使用機器的工業革命。中歐與西歐富裕後,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資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實力,終於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國家的列國體制。

中國卻喪失了走向改弦更張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間向海外開拓的努力,被政府視為非法的活動。東南知識分子反省文化傳統,尋求思想新方向的運動,則因為清政權的壓制,不能繼長增富。南方繁榮的經濟,仍藉助廣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勞力,未轉向借重機器的生產。中國始終是一個整體,不像歐洲分割為許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國也不能有區域性獨立發展的“隔艙”效應。明亡清興及日後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將全部一起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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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國沿海的各國海商活動(1)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動,大家必定會想到鄭和下西洋一事。鄭和此舉,誠屬中國歷史上的盛事,但是,從長程的歷史觀察,鄭和出航與其當作明代在海外擴張的努力,毋寧解釋為元代海運暢通後的最後一次大舉。鄭和船隻體積與艦隊規模均屬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國與波斯灣之間,各國船隻也頗有大船。鄭和七次遠航,其航線所及,都是元代各國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國的色目人為數不少,鄭和即是移居雲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後裔。他的艦隊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於鄭和下西洋的任務究竟為何,尚待研究。至少,這一次海上大舉,空前盛大,但並非鑿空的探險,因此在歷史上並不具有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人開拓新航線的意義。

大洋航道開通之後,中國近海風波驟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動。而且這些活動正與西方海上列強以帝國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國政府禁止之下,民間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國官方記載上落了寇盜的惡名!

歷史往往是弔詭的。1488年狄亞士繞航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的巴哈馬群島;1493年教廷敕令,將世界一分為二,東邊是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西邊是西班牙的勢力範圍。正在此時,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與來華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諭今後百姓的商貨下海,即以“私通外國”治罪!這是明廷一貫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來,雖然也常有暹羅、占城、馬六甲等處來華的貢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時松時緊,基本上沒有開放禁令。

西洋各國迨來到東方時,“諸番”常有船舶以朝貢為名,攜帶商貨來華。中國官方以貢使相待、接納、回賜,但並不鼓勵民間與“貢船”有所交易。這些“諸番”大多來自南洋,以玉石、珍寶、香料換取中國的商品。日本則是特例。蒙古徵日本,為颶風吹散。日本在豐臣秀吉當權時侵略朝鮮,中國派兵援朝,驅逐日本。中日之間關係並不友好。日本在此時執行鎖國政策,只允許少數持有“勘合”(執照)的朱印船運載商貨。中日物產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貿易的商貨不在絲綢,而是中國的精緻產品;又因為金銀比價與銀銅比價不同,中國輸出日本的是黃金與銅幣,輸入的是銅斤。

無論如何,中國海外貿易頗有利潤,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計,私自接近外商,轉販商貨。元朝海外交通開放,中國人外遷者,大約已經為數不少。明初鄭和下西洋,航線上諸國都有華人社群。舊港(今日印度尼西亞北部)不僅有不少華人居住,而且還有自治的頭目,鄭和抓了一個頭目,又任命了另一個頭目。這些頭目在朝貢明廷時,明廷給予的職銜相當於西南少數民族的土司土官。東南亞各國貢使,常由當地富居的華人擔任;在入華之餘,他們往往請求返回故里祭祖。這些人的祖籍,不僅有閩粵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處。可知華人外遷已是相當常見的現象。海外貿易被官方懸為厲禁,民間則藉助於已在外地僑居的華人日漸發展。

西葡諸國海舶來到東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亞,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賓的呂宋,荷蘭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及日本的長崎,都有他們的遠洋船舶經常靠泊;中國商人則以近洋船舶轉駁接運。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會投資海外貿易。而在中國沿海,也有轉口商港出現,葡萄牙人由於天主教教廷將東方劃歸該國經營,尤其熱衷於在中國海岸找到立足點。他們曾經在寧波附近的雙嶼設立基地,15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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