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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埃維昂就是一次難得的跨文化交流，它要求我們必須在國際多邊視野裡處理各種問題，在一些小事上多多體現我們的大國風範。正如吳大使常對我們所說的那樣，外交工作處理好了，投入少，產出大。埃維昂會議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影響的21個國家和4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與會國家佔全球80％的人口、88％的GDP和75％的貿易。用歷史的眼光看，埃維昂在“非典”期間給中國提供了難得的外交舞臺，透過3500多名記者，我國在發展等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傳遍世界。西方輿論普遍認為，不論胡主席以何種形式出席八國峰會，其到會本身就是一個外交突破。它既說明中國外交更加務實，更關注自身利益，也表明了中國對自身實力的一種自信，實現了從“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到“國際社會的主要角色”轉換。《紐約時報》為此專門發表了題為《從冷漠中把中國帶進來》（Bringing　China　In　From　the　Cold）的評論文章，認為“八國”無論是處理朝鮮問題，還是防止全球變暖，無論是從長期看，還是從短期看，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是中國與美國，“八國”必須從冷漠中把中國帶進來，承認中國的國際作用。我想，隨著今後時間的推移，埃維昂會議的重要意義還將越發顯現……超越思維定式——文化對話的歷史機遇

徐波�〖〗代�〖〗跋

在我印象中，法國外交官出使中國後都喜歡留下一點筆墨，寫上幾本書，讓法國社會更好地瞭解中國。現在中國外交官開始寫書的也不少，我稀裡糊塗也就此趕了趟時髦，但直到今天住筆後如鯁在喉的心情才有所放鬆。

從2004年4月到上海世博局負責國際聯絡工作以來，在繁忙的工作之餘（2004年我們總共接待了398批外賓），我一直殫精竭慮般地去完成這件“自找”的任務。說自找，因為它不是我的工作，且又要犧牲我許多寶貴的業餘時間，但我如此矢志不渝，是因為我將文化對話看作是一種歷史責任，抑或個人的存在方式，而這種存在方式的選擇則又源於我對生活的回報。芸芸眾生、大千世界，我應該是屬於那種十分幸運的人，因為我有一個世界上最令人羨慕的工作，它讓我每天在交朋友，每天在宣傳自己的祖國。同樣，在認識朋友，宣傳祖國的同時，也讓我有機會全面認識法國，從而使我有可能以本書的形式向各位朋友敘述我對法國社會和文化的體驗。2004年10月11日晚，我很高興與前來主持法國文化年開幕式的希拉剋總統及其顧問班子主要成員在上海別後重逢，大家均感到非常親切。當時一種譜寫歷史的感覺在我心裡油然而生，這種感覺非常美妙，使我對自己從事的文化對話使命更為堅定。

有人說，21世紀是人類大交流的世紀，中法互辦文化年成功經驗使我對此堅信無疑。儘管出現“”恐怖活動，伊拉克的暴力也遠沒有結束，但我確信21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大交流時代。空前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無論是財富的創造速率，還是資源配置的廣度均使人類交往更加頻繁，不同文化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已成為現實需要，甚至是一種生產力。如今，全世界用得最多的詞彙是“跨文化對話”。如果你從英文雅虎網站查Cross　culture　dialogue，有關條目則高達974條。如果你又將其隨機輸入中文搜尋引擎酷狗（Google），你就會發現300多條有關跨文化對話論壇的訊息。然而，我又非常矛盾地發現，全球化時代、數字化通訊並沒有消除或減少文化差異，有時溝通還很難，不同的文化之間還缺乏瞭解，超越思維定式才是人類大交流的前提。

何謂思維定式？那就是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出發，將自己的行為模式無限延伸到他國的人與事。許多人對何謂思維定式熟視無睹，因為它已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一位從事文化對話研究的學者警告我說，經濟全球化並不能消除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在防範抱著自身文化不放，排斥外來文化的文化部落主義同時，也要警惕企圖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霸權主義。我以為所言極是。勇於接受多元文化和外來文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任務。有人問過我，你工作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我想這莫過於中外雙方的文化差異。站在外事崗位上的我，幾乎天天都生活在文化碰撞的漩渦之中，需要用智慧和勇氣去解決一個又一個文化衝突問題。在法國那麼多年，也有朋友問我對法國社會最深的印象是什麼？我的回答是法國文化的包容性。我想，我們開展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前提就是開放和能夠吸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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