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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科學院是官本位，職稱是行政幹部決定。60年代你要在中關村最好的宿舍樓上往下扔十塊磚頭，能砸八個處長，四個正的、四個副的——還有兩個是賣大白菜的。那時候分房等等都按級別，研究員是處長級別，副研究員是副處長級別。科學院的研究員屈指可數，還有死一個上來一個的怪招限制著。處長副處長可是沒有名額限制，所以同一個級別，行政幹部是科技人員的四五倍。因此，科學院當時最好的待遇都是行政幹部拿，這就是權啊。

外行領導內行的結果，就是科研的停滯不前。不是人才不多，不是大家不幹，是我們的體制不行，專案安排不合理，搞的研究不能變成實際的生產力，真的是人才積壓啊。比如楊樂、張廣厚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時候，都不過是副研究員。多少人的青春就在灰色的樓房裡悄然流逝呢？現在想來還令我為他們感到不平和痛切。我記得那些*儒雅的叔叔阿姨們每年都有兩次兩眼發紅，彷彿吃錯了藥的時候。一次是分房，一次是評職稱。唉……

後來總理專門見郭沫若，說，你個科學院比我的國務院還複雜。

讓總理一批，好了一點兒，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郭沫若也沒辦法，因為當時全國就是那樣，“知識越多越反動越危險嘛”，誰是領導階級的原則問題嘛。所以科學院的職稱問題一直到1974年小平同志上來才有了轉機。老鄧敢下手，在科學院搞“五子登科”：妻子問題——解決科研人員兩地分居；房子問題——優先分配給科技人員；車子問題——為科研人員開班車；孩子問題——擴大科學院幼兒園；帽子問題——增大了每年提職稱的比例。壓力挺大，但是老鄧肩膀絕對夠硬。

具體負責的兩個人，科學院的人至今緬懷——*和張勁夫。

薩娘就是那個時候從河北調回北京來的。薩也是8歲開始，才有了和自己母親親密接近的機會。

不過職稱這個問題好像很長時間都沒能完全解決，因為科學院為中央直屬，不像地方上那樣對職稱問題能夠“搞活”。2001年我回去，還聽說有一位因為職稱問題得癌症去世了。我知道她的水平，國家菸草局在全國的管理系統，就出自她的手筆，然而，評研究員，她的年頭還沒熬夠——至死都沒熬夠。

其實，現在的職稱已經沒有過去所附加的那樣多物質好處，但是知識分子“好名”的習慣是沒辦法的。

因為科學院人對職稱的珍重，也不免引起一些笑話。當年我們家買來一臺電腦，人家公司負責送貨安裝。來了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搞安裝，薩爹又是敬茶，又是上點心。等人家走了還一個勁兒地對我們兄弟感慨，讓我們向人家學習。莫名其妙之中看到薩爹遞過來小夥子的名片，上面赫然印著“安裝工程師”的字樣，薩爹感慨：“我30多才評上工程師，看看人家……”

唉，真是食古不化啊，這事兒直到薩弟暑假打工，那皮包公司也給他印了一個“系統工程師”的名片，薩爹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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