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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名義上做我的老師的研究生，實際上做地下工作，他說你這個任務很重要，發現學生誰有激進的思想要參加抗戰當解放軍想辦法你告訴我，我說行。之後我們倆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對我們的想法完全同意，並且讓陳杰一起負責。隨後，陳杰告訴我：我們倆之間要進行“單線”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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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經陳杰的安排，然後我具體聯絡，從燕京大學到解放區的學生共有三批，十來個人。前兩批先是從學校走著出發，走小路翻過西山到妙峰山下肖克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後進入解放區。第三批先坐火車到磁縣，然後再從磁縣步行轉入西山原定的目的地。當時要走的同學都各人隨手帶一點吃的東西，打扮成要去野外交友的樣子。接到出發的通知後立即動身。在路上，為了保證安全，必須要等帶路的人來接。陳杰叮囑我一定要在出發的前一個晚上再通知要走的學生。當時還不止一次地推遲了出發的時間，因為帶路的人不能按時到。

最後一次決定第二天就要走的那個晚上，臨熄燈前，我告訴那些要走的同學：“明天早上八點鐘，在學校機器房照例鳴汽笛的時候，準時到達前去頤和園途中的掛甲屯村，在那裡就會看到有個農民裝束的老鄉迎面走來，就可以問他：‘老鄉，去圓明園怎麼走？’如果他回答說：‘我們是同路的。’那就證明是帶路人。他答完話後就轉向路北一條石板道，順著達園的西牆，向圓明園走去，這時就要隔開一定的距離跟著他，一直進圓明園。”現在那條石板道已經被起走，不在了。我記得還有一個女學生叫吳壽貞，她直接找到我，要求去解放區。我當時很驚訝，因為當時要去解放區的學生都是要透過內部聯絡才會找到我的，吳壽貞是怎麼知道的呢？後來吳壽貞在去解放區的過程中被日本人打死了，這是經我聯絡送往解放區唯一犧牲的一個學生。陳杰在1941年夏天曾經勸我和學生一樣到林縣北方抗日大學參加工作，我幾經考慮，還是沒有去。

侯仁之：崢嶸歲月憶燕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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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是個星期一，早上第一、二節有我教的課。那時我住在南校門外，我騎著車趕去上課，還沒到校門，就看到一些日本兵站在那裡。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立刻想先回家再說，可是還沒到家，就遠遠地看到我家的保姆斜倚在大門邊，不斷地向我搖手。我覺得有事，就轉身躲到了燕大附中的一位老師家裡。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還在納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在那個老師家等了一個時辰，也聽不到什麼動靜，就讓那位老師打發他的小女兒去我家看看情況。她回來後說一切如常，我立刻就趕回了家。到家後我才知道，我早上剛離開家，幾個日本憲兵和偽警察就闖了進去，要問我對日本和美國戰爭的看法。

第二天，我內弟跑到我們家，說日本兵已經佔領了校園，下令學生離開，他和幾個同學沒有地方去，想搬到我們家來。我把他安排好後，繞道跑到學校正門去看學校的情況，正好碰到同學王鍾翰，他從人群中擠過來對我說：“你怎麼還站在這裡！日本憲兵隊已經開始捕人了，還有人說你也被捕了，還不趕快離開！”我回到家中，以為日本人在學校捕人之後還會來我家，但是過了幾天並沒有動靜，於是我準備到天津岳父家繼續進行研究寫作，臨走時，我給內弟留話：如果日本憲兵來家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訴他們，意在說明我並不是想走開，想要捕人，我在明處。果然沒有幾天，日本人就到天津逮捕我了。

在地下的牢裡頭，有老師，也有同學，每一個裡頭一個老師一個同學。第三天早上，一個掃地的過來，向我投過來一個紙團，我的老師透過他竟然叫他送一個條給我，紙條上說：“先偵查思想，後偵查行為，務要避實就虛，避重就輕。學生西遊之事，似無所聞。”不久我又被送到日本軍事法庭，又去判決，判決我，我的罪名是什麼，“以心傳心，抗日反日”，審問我好幾次，我只說燕京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其他的我不瞭解。到監獄又將近呆了半年，判我一年徒刑，一年減刑，三年緩刑，可以取保開釋，找保人開釋，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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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調整的時候給了我一個名譽，讓我擔任副教務長，原因就是我一直在做黨的地下工作。在院系調整的時候，因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調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下來，而且給我一個職務：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在過去的燕京人當中，我在學校中擔任的職務最大。

現在想起母校來，只有眷戀。

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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