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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的窮還可以有一種理解，是低階京官窮，而不是所有的京官都窮。李慈銘本年之前一直處於候補的狀態，在候補之前屬於“行走”。候補可以看作是大學生畢業參加工作之後的見習期，“行走”則相當於還沒畢業時到單位的實習。這兩種狀態，候補拿一半工資，“行走”則沒有工資。沒有工資倒不是什麼大事，因為工資本來就不多，重要的是“行走”和候補連正式職位都沒有，自然也就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地位，沒有地位自然就沒有人巴結奉承，沒人巴結奉承自然就沒有人送禮，沒人送禮自然就窮了。

據當年的官員名錄（光緒十三年秋季本《大清縉紳全書》）記載，光是李慈銘所在的戶部，就有七品以上的“額外司員”（“額外”，即名額＇編制＇之外）429人，其中郎中這個級別的待崗人員也有82人。這些人都是在戶部“行走”，他們人數不少（超過正式編制），而收入缺少來源，窮應該是真的。李慈銘在戶部“行走”多年，此中體會很多。

三　京官哭窮現象（2）

李慈銘在光緒五年（1879）六月初九日的日記中記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話。李慈銘說，京官窮得沒辦法，每逢一個地方官進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沒有同學、老鄉什麼的關係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話，就要想方設法拉上關係，先是去拜見，然後是請吃飯，希望從中獲得一點好處。地方官是把他們剝削得來的錢稍稍拿出來一點，大頭用於賄賂權要，小頭分散給各中央部門，中央各部司的人得到一點點好處都感到慶幸。於是更加挖空心思打探訊息，找到一點關係，就奔走相告，大家都趨之若鶩。像他這樣靠捐錢買官的人（“貲郎”）比蝨子還多，個個窮不聊生，所以就像蒼蠅往有腥味的地方鑽一樣，更顯得卑微低下。而那些地方官則越來越傲慢，即便是有同學、同鄉關係，但如果平時沒有多少來往，就拒絕見面，也不回拜，讓你一點好處也弄不到手。李慈銘說這段話的時候想必受了什麼刺激，以致有點憤憤不平的意思。但一個“貲郎”，沒有實權，人家自然不把你放在眼裡，所以除了在日記裡發發牢騷，也沒有別的辦法。

與李慈銘同時代的何剛德（1855—1936）曾經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與李慈銘相似的體會。何剛德說，地方官給京官送炭敬、別敬都是看人下菜，趨炎附勢。本來，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階大小、交情厚薄為衡”，就是說，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還要顧及一點交情。而“後來漸重官階而輕交情矣”，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麼看交情了。至於別敬，“光（緒）、宣（統）之際，公行賄賂，專重權貴，末秩閒曹愈難沾丐矣”。（《春明夢錄》卷下）就是說，別敬只送給那些手中有權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崗位（閒曹）連殘羹冷炙都沒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實權，你的好處也越多，小官和沒有多少實權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實缺之下的各類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窮了。

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官大一級的待遇也會氣死人。李慈銘任戶部郎中的上司——戶部侍郎（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的狀況就大不一樣。光緒五年，王文韶任戶部左侍郎，併入值軍機處（相當於軍委委員），他的正式工資也不算多（見於記載的僅秋俸銀兩，其他三季應當差不多），一年還不到200兩，就算它是200兩吧，工資外的補貼——“飯銀”卻高達兩（據王文韶日記統計），平均每月約2000兩（該年有閏月，按13個月算），是工資的130倍。

由此可見，所謂京官的窮是一種權力結構性的窮，關鍵是看你在權力結構中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靠捐錢買官而處於“行走”和候補地位的沒有實權的小京官，哭窮是必然的。

四　窮京官的闊日子

京官，特別是下層京官的日子不太好過，這是一個歷史事實。然而從京官的實際生活來看，他們的生活水平並不差。李慈銘的日記顯示，他本年的日子過得很好，很有品味，質量很高。按照前述張之洞的說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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