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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貴在內，不肯含糊了結，是以奏請審辦。現經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時，囑臣子丁惠衡約束親丁，乃敢任聽閒遊滋事，迨臣訪聞有丁惠衡跟丁範貴在內，疑伊亦在場，當時忿怒所逼，欲以家法處死。丁惠衡畏死潛逃，至今半年之久，猶復懼責不歸，致臣九旬老母寢食難安。請旨將鹽運使銜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為辜恩溺職者戒。

應訊人證，當堂駁詰，反覆參觀，不特丁炳等堅稱並無丁惠衡在內，即被責之劉步標、劉崇豹等，亦未能於丁炳、丁繼祖、周興、範貴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並未在場，已屬可信。

此奏反覆強調的是，丁惠衡並未在場，已令人興起“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摺，更知別有緣由。

兩奏參看，實情昭然若揭，當時確有丁惠衡在場，縱未指使，巡夜的薛蔭榜為了趨奉“撫臺大少爺”，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無袒護之意，無奈祖母心疼孫子，縱容潛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說丁日昌孝友過人，撫吳之日，迎養九十歲老母黃氏於署中，慕如兒時，又親為其兄煎藥，所以對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極大的難題，行法則傷親友，孝母則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應寶時至馬新貽，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動機，似有可原之處。此中是非，無法深論。但我有一點發現，自信不虛，即馬新貽的被刺，實以此案為導火線。

馬新貽被刺，在此案定讞之後一個多月。清朝有所謂“四大疑案”，馬新貽被刺即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劇，即名“張汶祥刺馬”，說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為友復仇。又有一說，馬新貽與新疆的回亂有關，實皆讕言。殉公而又蒙謗，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寫《慈禧全傳》，曾細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補充，為讀者一談馬新貽被刺的近因。

先總括一句：馬新貽之被刺，意味著湘軍之奪回兩江。換句話說，馬新貽是湘軍與淮軍全面明爭暗鬥下的犧牲者。曾國藩本來是“諸葛一生惟謹慎”的人物，不但熟讀史書，時時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虛消長之理，所以別署“求闕齋”。凡事忌滿，處處謙抑。在他當窮翰林時，做夢亦不曾想到過，居然有一天會封侯拜相，節制五省，徵兵籌餉，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詔示，不為遙制。這樣的權柄，是清朝開國以來，除了康熙末年的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禎以外，誰也不曾得過的。當然，吳三掛、年羹堯也曾有過，但由僭越而來，非朝廷授權。而吳三掛、年羹堯的下場，對曾國藩則是兩面再也清楚不過的鏡子。

可是曾九帥——曾國荃之獨成大功，則曾國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強致。以他求缺的本心來說，是過分了一些，所以內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決定了裁抑湘軍的基本宗旨。他說過，“辦大事以覓替手”為第一，因而扶植李鴻章與淮軍來代替他與湘軍。金陵一下，立即著手裁撤湘軍。同時對曾國荃的前程，持一種消極的態度，絕不鼓勵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鴻章卻真是飛黃騰達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個劉秉坤是翰林，在資格上可望成為督撫。此外就是一個丁日昌，才具有餘，資格又不足。因此，李鴻章必須在平輩中去找助手，條件有三：第一，至少兩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聽他的話。李鴻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計程車大夫又最重師門與年誼，是故李鴻章要找助手，當然是從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鴻章最初心目中有三個人，丁寶楨、沈葆楨、郭嵩燾。但丁、沈都是有個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鴻章只可用手段結為奧援，卻不能指揮如意。郭嵩燾先為李鴻章所羅致，後來由於親戚關係，轉入左宗棠的系統，去當廣東巡撫。左郭搞得凶終隙末，交誼不終，那是後話，在當時，顯然亦不能為李鴻章所用了。

最後，李鴻章看中了馬新貽。馬新貽字山，丁未進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軍功撥在山東衛所，落籍山東曹州府菏澤縣，已四百餘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與西北的馬家不同。以後張汶祥誣以與第一章“刺馬”一出（1　）

由浙江巡撫升閩浙總督，改調兩江，馬新貽一貫以裁抑驕兵悍將為首要任務。而所謂驕兵悍將，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軍。為薛蔭榜棍責殞命的勇丁徐有得，屬於太湖水師營，而為曾國藩所一手設立。《清史稿李朝斌傳》：曾國藩奏設太湖水師，以朝斌將，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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