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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輩在刺探日本情報以及對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確實都很強，有的甚至還是超強。

王安石批評孟嘗君，說他的三千門客大多為雞鳴狗盜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實是，若無“雞鳴狗盜之徒”，孟嘗君恐怕連秦國都逃不出去，哪裡還能再裝什麼高雅。

世間萬物，但盡其用而已。“雞鳴”也罷，“狗盜”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讓他們出軌，則事無不成。

換句話說，假如黃郛只能或只會用跟他一樣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壇生涯也算是白白經營了。

政整會的另一半，卻不是人才，豈止不是人才，有的還是蠢材、廢材、垃圾。

這卻是出於知己的考慮，不得不如此。

黃郛對國內情形的認識十分清醒：在華北，失意的軍閥政客到處都是，對外他們猶如一盤散沙，只能退不能進，對內則盡扯後腿，胸脯拍得震天響，謠言造得滿天飛。

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邊跟你搗亂，黃郛的辦法是拉住那些跟他們有聯絡有交情的“皮條客”，實行以彼制彼。此類人物以王克敏為代表。

過去黃郛做官，在選人用人上向來不肯苟且，更不容許冗員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儘量往政整會里塞人，哪怕是把這個臨時機構塞得滿滿當當。

1933年5月15日，黃郛坐火車北上，前去天津。

兩天後，火車抵達天津站，車尚未停穩，就遭到了襲擊。

一顆炸彈被扔在車裡，目標非常明顯，就是衝著黃郛來的。幸虧他早年也指揮打仗，動作尚算敏捷，沒有傷著分毫，但是他的衛兵和幾個無辜的旅客卻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間過激團體，後者甚至公開聲稱，誰要是敢與日本人接觸，誰就是賣國賊，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這叫什麼嗎，這叫下馬威。

喊一聲阿彌陀佛吧，如果就這樣被當成“漢奸”掛了，那可實在太冤枉了。

來接站的是時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學忠。他現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著有高人指點，能幫他走出困境。

黃郛到天津，對於他來說真有如久旱逢甘雨，連客套都顧不上，就急著問黃郛有什麼脫困之法，同時再三表示，只要對方能拿出解決華北問題的方案，他一定堅決服從。

因為不久前關東軍又發動了第二次灤東之戰，東北軍再次潰退，兵敗如山倒，日軍即將兵臨天津城下。

黃郛到了北平一看，那裡還要緊急，已經三面被圍了。

在華北軍事會議上，出席的大部分將領都對戰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隊實在守不住了，維持防線已經不能夠以天算，只能以小時計。

徐庭瑤從南天門撤出，三個主力師傷的傷，殘的殘，連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強。

29軍剛到喜峰口那會兒，還“進時如虎”，自丟失喜峰口後，便“退時如狗”，等到第二次灤東之敗，士氣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時如綿羊，驅之不動”的程度。

倒是因丟失冷口而頗受非議的商震，在會上答應再守一天，成為全場最能負責的人！

原先的“雙巨頭”何應欽和黃紹竑束手無策，連軍隊都指揮不動，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黃郛拿出“脫困之法”。

黃郛的策略，就是聯絡日本外務省中的“穩健派”，展開停戰談判，以期獲得喘息之機。

事情其實已進展得大體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個“勝利”，卻打亂了黃郛的全部步驟。

外交部在向國聯告狀無效的情況下，爭取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宋子文聯合發表了一份公報，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華北的軍事行動。

對於國內輿論來說，這無疑是打了一針強心劑，大家又興奮起來，認為無須對日本採取緩和態度。

但實際上這種隔著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務省和軍部中的“強硬派”重佔上風，他們說你看你看，怎麼樣，中國人明著說要跟我們面對面談，背地裡還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見他們毫無誠意。

談判大門突然被關，黃郛對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諸東流。

打仗打不過，談判談不了，麻煩事卻一大堆。

日本華北“駐屯軍”也上來插一腳，公然要求中國平津方面給他們準備車輛，聲稱要按照《辛丑條約》的規定，派日本兵到北平來護僑。

這還不算最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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