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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司馬遷《貨殖列傳》
讀司馬遷《史記&；#8226；貨殖列傳》，甚感有趣，有助認識古代社會和司馬遷的思想，筆記如下。
太史公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妙）論，終不能化。
司馬遷認為，世俗是生活的、物質的、享受的、逸樂的，慕榮華而願富貴，如此已經很久很久了，“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虞夏以來”，就是這樣的了。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以上這句話說的是，針對如此世俗，為政者的應對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馬遷上承其父司馬談，推崇道家思想，這“因之”，該就是無為的意思。所以這篇《貨殖列傳》第一句話擺出的就是道家的社會理想，並且明確主張這種政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但司馬遷很現實地看到，實行道家理想和政策的不多，或者幾乎沒有，他總括了一下，等而下之的共有四種政策：“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利導之，就是朝著一定方向有所引導，這一定方向，當然是認為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是根據天下國家的情況或有所為或有所止的。教誨之，就是對民眾來一點思想教育，這教育的內容，大約就是諸子百家所能提供出來的那些，比如孔子主張仁義，墨子主張勤儉，還有主張自私的，等等，就看你採用哪一家；如何綜合利用；”治大國若烹小鮮”嘛。整齊之，就是有所管理。“最下者與之爭”，最下就是最差勁的意思，情況大約相當於孟子所說的“上下交徵利，國危矣”。
接下來，司馬遷以自然存在的社會經濟景象，對他所主張的道家體系的“自然經濟觀”做證明，他粗列了山西、山東，南方、北方的出產之後，說：
……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天下養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農家種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澤有礦產林漁之利，工匠成器，商賈往來，南方有丹沙珠璣，北方多馬牛羊鐵，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價也有它或貴或賤的自然的節奏。司馬遷認為對待社會經濟活動，首要一條是順其自然。這一“自然經濟觀”，其積極的意義是尊重地理、分工這些自然規律，進一步地從中也能引出“看不見的手”即完全市場經濟的主張，在經濟相對簡單狹小的古代社會，這也許是夠用的，所以概括古代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共識，若在今日，完全任從“看不見的手”，而毫無國家掌控，則效果不好。
司馬遷看出世有貧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何況是普通編戶之民呢？他贊成管子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礎。
貧與富，若排除社會因素，僅從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則不存在予奪，關鍵在於巧與拙，“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什麼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條件為有利因素。他舉出姜太公為例，說，姜太公的封地在營丘一帶，是海邊鹽鹼地，人口少，較窮，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勸其女功，極技巧”，大約是種植棉花或養蠶，並且加工出好的紡織品。二是“通魚鹽”，大約是發展海洋捕撈業，還有就是鹽業。看來姜太公算是鹽文化的老祖。姜太公這樣把經濟發展起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口，齊國成了“冠帶衣履”天下聞名的地方。後來齊國曾有一度衰退，但管子執政以後，上承姜太公的好傳統，又讓齊國富強起來，以至於成了春秋一霸。司馬遷從經濟上分析齊國崛起的歷史，確實見儒家之所未見，目光深邃，言之成理。
司馬遷說，越王勾踐能使越國富強，與一個叫“計然”的人的經濟主張有關。計然看出了當時的一些生產的和經濟的規律，比如，天象與農業水旱豐歉的關係，要早作預測，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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