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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就降旨：待自己入葬之後，在為其建造功德碑時，要仿照新修的明代長陵碑亭式樣，發券成造，其規模大小，不可超過景陵制度。但是乾隆崩後，嘉慶六年破土動工的裕陵大碑樓，卻違揹他的遺願而完全仿照康熙帝景陵大碑樓的規制建造了。這一點是乾隆生前沒有想到的。

儘管嘉慶在碑樓的建造上違背了乾隆的意願，但從他親手為其父御製、乾隆第十一子、清代著名書法家成親王永（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書寫的洋洋灑灑4300餘字的碑文中，卻對乾隆大加頌揚，稱他“兼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勳德，帝王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同時還稱他“四德無違，十全有，文謨武烈，丕顯丕承”。此時的乾隆已被吹捧成一個十全十美的歷史完人。

要把乾隆說成是歷史完人，當然是嘉慶等人的一廂情願和不切實際的粉飾。不過，就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大清王朝在乾隆實際統治的六十三年（乾隆元年—嘉慶三年）中，不論是文治還是武功，均取得了非凡成就。就乾隆本人而言，他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確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對大小金川用兵開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第二次用兵廓爾喀時為止的40餘年間，他曾大規模用兵十次。當廓爾喀之亂被平定後，乾隆志得意滿，親書“御製十全記”，大肆吹噓其蓋世武功，並將“十全記”的石刻置於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前，與康熙平定西藏的碑文並立，企圖與康熙大帝並駕齊驅。在後世看來，乾隆無論怎樣地自喻為“十全老人”和“古稀天子”，但就他一生創立的基業而言，無論是擴疆拓土，平定內亂，還是發展生產，增強國力，仍然無法與康熙大帝相匹敵。

尤其讓後人耿耿於懷和頗有微詞的是，由於這位風流天子的追蜂引蝶，遊玩取樂，滋長了大小臣僚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費、貪汙腐敗的風氣，為貪官汙吏創造了藉口和培植了繁衍生存的土壤。整個乾隆朝，從皇帝到臣僚再到大小官吏，就是在這樣一種吹吹打打、熱熱鬧鬧的放縱、貪慾和一次次的折騰中，使大清的元氣受到極大的消耗，帝國航船受到重創，使好不容易出現的“康乾盛世”，迅速衰落下去。

道光再遷清西陵（1）

自嘉慶元年（1796年）開始，嘉慶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縣清西陵區動工興建，至嘉慶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個陵寢建築耗銀達幾百萬兩。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慶帝駕崩於熱河（今承德）行宮，終年61歲。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於清西陵昌陵地宮，與他同葬的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臘氏。

嘉慶帝駕崩後，由他的第二子，時年39歲的寧繼位，年號道光。

道光登基之後，在選擇陵址的問題上，對當年乾隆所作“兆葬規制，迭分東西”的諭旨，還是頗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於東陵，父皇嘉慶葬於西陵，那自己就該葬於東陵。於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國家定製，登基後即應選擇萬年吉地。嘉慶元年奉皇祖高宗純皇帝敕諭，嗣後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東陵、西陵界內分建。今朕詔登大寶，恪遵成憲，於東陵界內繞鬥峪，（後改為寶華峪）建立吉地。”

諭旨降下後，道光派莊親王綿課、大學士戴均元、尚書英和、侍郎阿克當阿全權負責辦理陵寢工程，並定於當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動工。莊親王等人接旨後，集中一切精力興建陵寢，經過七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為了表示重視，道光在竣工之日親臨東陵寶華峪祭奠，並將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宮安奉於地宮之中。當道光看到陵寢規制完備，建築堅固，藝術精湛之時，心中甚喜，並欣然傳諭：免原工程大臣莊親王綿課應繳前借俸銀四萬兩，大學士戴均元晉加太子太師銜，其子即以戶部員外郎升郎中，歸還熱河都統英和一品頂戴及花翎。對穆彰阿、敬徵、寶興、繼昌等臣工均論功行賞，有關匠役也得到了相應的賞賜。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出京越塞行圍打獵。一天夜裡，忽然夢見已逝的皇后在海中向他呼救，道光遂被噩夢驚醒。待他靜了心神剛剛入睡，忽又被海中皇后的呼喊驚醒，一連三次，道光連驚帶嚇被折騰得全無睡意。他靜下心對這個怪誕的夢反覆琢磨了一會兒，終於悟到可能陵寢中地宮浸水，故此已入葬的皇后有夢託來。第二天一早，道光傳旨，派人將自己的陵寢地宮開啟，他要御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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