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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吞吞地走到8樓，一頭扎進電梯裡，先向上到了12層，又匆匆地鑽進另一頭的電梯。在電梯中，我開啟MD…4馬達的快速倒片開關，迅速拆出剛照的膠捲，塞進南極褲的夾層裡。之後，又將一個新膠捲裝進相機“啪啪啪”過了三張。走出K樓讓冷風一吹，我才發現自己的襯衣早已溼透，可兩條腿卻格外地輕快。我平端著相機在K樓樓下又拍了一陣友好場面，這才悄然離去。路上，我用無線電話叫通了總部，接電話的又是萬伯：“萬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點慰勞品。”“行！小子。”萬伯咔嚓一下掛了電話，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樣兒。我敢打賭，我們又鎮了美聯、路透一次。事後我才知道，這張“王效芝”是亞運期間賣價最高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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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同欲（3）

不知不覺中，北京市公安局“價撥”給我的防彈背心已經到了。我一邊在閒暇之餘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一邊加緊和北大國政系幫我推薦的幾位阿拉伯留學生髮展友好關係，事實上，他們友好得簡直讓人受不了。

終於，社長穆青一聲令下，“逐項落實”，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攝影部同事柯林渭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國際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妞兒，從301醫院她老公那兒弄來了急救包，預備我“不測”時用。我堅持不懈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大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著鐵門質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的簽證。我說估計我的採訪用不了三個月。沒料到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嚇得我連稱“一年，一年”。這位外交官隨後貓瞧耗子般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看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新華社一位曾在巴格達遇險的記者拍著我肩膀，神態黯然：“鴨子，巴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彷彿為我下地獄送行。因採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而聞名的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爭。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外事局局長闡述外事紀律的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我心裡盤算著這句言簡意賅的最高紀律在實戰中的權威性和靈活程度。

我找到新華社人事局局長，硬逼著這位柬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採訪與紀律衝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話。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爭伍德沃德向戰時內閣要求“委託指揮法”的形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覆闡述：“戰爭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把這句話發揮成：“戰爭只有勝利。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即使在當時，我也深知，執中國新聞牛耳的新華社的龐大機構和光榮傳統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下的戰爭。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數同事並不認為一場大戰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灣局勢再度緊張時，許多人卻認為一場大戰已經降臨，以至於在新華社攝影部為曉果赴海灣的壯行宴上，對我“打不起來”的狂言嗤之以鼻。

當時對我一再堅持此次危機僅是危機（crisis），不是戰爭（war），甚至不是戰鬥（battle）的推斷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和北京電視臺來採訪我的小姑娘。戰爭是門科學，不是摸個腦袋就能算數的起鬨架秧子。直到兩個月後，同在上海菜館為曉果乾杯送行的新華社高階記者、政府津貼享有者官天一才不無欽佩地說：“鴨子說過打不起來！”但精力、經費已付諸東流，逗得全國的納稅人也跟著花錢買心跳，勞民傷財。幸虧中央英明，沒被弄暈了跟著跑。說來令人心寒，1990年我聲稱海灣將有一場戰爭（war）時，除新華社社長穆青、郭超人等高層對我的痴人說夢表示支援外，各種官僚體制對我無法理解，我最後得到批准的參戰申請，是透過《中國青年報》一位記者轉呈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才獲批准的。由於我的理論在1990年8月的確可疑，以至最終只同意我單槍匹馬一人飛往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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