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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怎麼了　中國教育的憂思和“天問

中國教育的憂思和“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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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教育成為一個問題領域，為朝野上下所聚焦關注。徐九慶先生的教育隨筆《中國教育怎麼了》是反思和批判中國教育問題的又一力作。翻開書卷，滿目憂患：就業之憂、能力之憂、品格之憂、師道之憂、價值之憂、公平之憂、禮儀之憂、留守之憂……憂心如焚，燃燒的是一個民辦教育家的赤子之心、報國之心。

教育有問題，這是沒問題的；然而，對教育的批判、憂思，正在陷入另一重困境：它似乎成為無人回應、無人能解的“天問”。不少人在失望和無奈之餘，不得不選擇飲鴆止渴和推波助瀾，投入到惡性迴圈的怪圈之中。

也許，我們需要調整思維和心態。作為一個教育研究者，我確認所有這些嚴重問題都是有解的。在20世紀新教育生長的過程中，許多基本問題是我們的前輩都曾應對、解答過，而且提供了很好的答案的，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陳鶴琴的“活教育”、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等。許多問題世界各國也都有成熟的經驗，例如現代大學制度，基礎教育正常化、平準化的改革。即便當前那些棘手的教育問題，一些地方也都有成功的改革實踐，例如取消擇校熱的探索。

我想說的是，我們所感受的無奈和無力感，其實是一種“參與危機”。套用一種習慣的表達：當前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發展觀與落後的教育理念的矛盾；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與落後的教育體制的矛盾。面向未來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務，一是超越國家本位、政治本位和教育的經濟主義模式，形成什麼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共識；二是形成關於教育改革的共識，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實質性的教育改革。只有改變現行的高度集中計劃的管理體制，改變行政化、官本位的弊端，才能解放教育生產力，會聚全社會的資源和才智，舉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能夠興國的教育。

知易行難。作為民辦高校的校長，徐九慶先生的可貴之處，是他不止於反思和批判，而且身體力行地破解問題，在整體教育制度尚未改變的情況下，在自己的小環境中營造一片綠地藍天，以踐行有用的教育、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從而凸顯了民辦教育在中國教育發展和改革中的特殊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民辦教育從無到有，接續了“學在民間”的悠久傳統。但長期以來，民辦教育的作用和價值被定位於在教育資源上的拾遺補缺。今天，隨著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中國教育在整體上已經超越了特別短缺和貧困的階段，政府越來越有錢，一些地方對民辦教育是否仍然重要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對此，我們不妨反問：為什麼那些最富裕的發達國家，仍然有十分發達、活躍的私立教育？顯而易見，民辦教育的意義不僅僅是彌補教育資源不足，更重要的是透過體制的多樣化和不同體制的競爭，形成多樣化的教育模式，提升教育的品質和質量，滿足社會發展和公眾多樣化的教育需求。

因此，我對於民間辦學一直懷有很大的熱情和信心，它最有可能成為新教育的生長點，成為產生真正的教育家的沃土。我本人所在的民間機構“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也在致力於透過體制外的努力促進教育變革，提出了民間的高考改革方案、教育改革方案，等等。我們確信，社會進步是各種合力的結果，中國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整體性的教育變革，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一點一滴的改善和創新。在這個意義上，回答中國教育的“天問”，答案在我們手中。

2009年9月2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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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怎麼了　自序

自　序

寫這本書並不是想否定什麼或批判什麼。事實上，這三十年來，中國教育的成長與中國經濟的成長是同步的。我自己也是從中國的大學畢業，同時也從事著中國大學教育的事業。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的教育全然沒有問題，沒有改革的必要。美國有著世界公認的最好的大學，但是美國人對常青藤大學卻批判得十分厲害。我認為，有時候，批判會讓我們去思考，去反省。

我今年四十歲，從教十五年，自己辦了所大學——重慶資訊職院。不惑之年的我，面對我們教育的現狀，卻有越來越多的困惑和擔憂。我不想像“憤青”那樣罵這罵那，卻也常常為中國教育問題的現狀而生有激憤之感。教育的問題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的問題、民族的問題、人類的問題。我真的不敢講我國今天的教育體系就比五十年前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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