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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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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藝苑也。(書牘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會試,會試以後,再與殿試。這次成功了,中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明史·選舉志》言:“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通計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居正這時,已經身居儲相之列了。

居正會試時,座主是孫承恩、張治,因為他考《禮記》,所以他底房師是閱《禮記》試卷的陳以勤、吳維嶽。進土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後與居正同時為大學士,同科還有殷士儋、王世貞、汪道昆、王宗茂,吳百朋、劉應節、王遴、殷正茂、凌雲翼、陸光祖、楊巍、宋儀望、徐栻、楊繼盛。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邊疆的大帥、彈劾權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開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為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只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詔召他嗣位。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著遺詔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確實是一個英主底舉動。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號,只稱先師,撤除塑像,只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他只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底年齡,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於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內也不去。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銷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別,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只是道士底領袖。可是世宗對於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著,一步不會放鬆。他是洞內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內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內,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內閣。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現代西方的內閣,是議會政治的產物;它底權力是相當地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底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內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於一個政黨,便出於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內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內閣底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只是皇帝底秘書廳,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底秘書:內閣底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底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底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常時紛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只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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