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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生物行為潛線上，人類顯然處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某一點上，但到底在哪裡呢？對於我來說，現有的證據表明，人是相當接近以個體為中心一端的，我們並不在鯊魚，自私的猴子或猴類的位置上，但我們更接近它們，而不是蜜蜂，人類的個體行為，包括似乎是為了部落和民族的利他行為，都指向達爾文所說的個體及其最近親屬的利益，只是有時其途徑非常迂迴曲折罷了，最精巧的社會組織形式，剝開其外表，最終是為個人服務的工具，當人的利他主義行為服務於至親好友時，這種利他主義本質上似乎就是“無條件”利他主義，雖然在程度上遠不及社會性昆蟲和群居的無脊椎動物，除此而外，其餘利他主義行為都屬“有條件”利他主義，由此而產生的後果我們可以預見，相互矛盾的情感、欺騙和罪責感交織在一起，不斷地折磨著人的精神。

生物學家羅伯特L·特里弗斯和社會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各自獨立地作出了同樣的直覺的判斷，後者沒有使用那麼多技術性詞彙，但重新喚起了人們對人類利他主義和道德行為的科研興趣，彌爾頓·戈登在研討了社會學方面其他大量事例之後，作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人保衛他自己親族的榮譽或利益，也就是保衛他自身。”

自我中心主義比整個種族的利益更重要，這一點可以不同程度地處於各種逆境的若干種族的行為中得到最清楚的說明，比如，從牙買加移民到英同或美國的西班牙猶太人，他們根據個人各自的處境，要麼加入這個新國家中的猶太團體從而保持自己的猶太宗教信仰，要麼完全丟棄自己舊的觀念，很快與非猶太人通婚，使自己融入新國家的文化之中。遷徙於聖胡安和紐約之間的波多黎各人更靈活善變。一個波多黎各黑人在波多黎各時，處處表現出自己是黑人少數民族之一員，在紐約時，則表現出自己屬於波多黎各少數民族。當他得到在紐約應用積極行動法的機會時，他會強調自己的黑面板；但在私下與白人的關係上，他又可能力圖沖淡自已面板的黑色，總愛說什麼他可以講西班牙語啦，有拉丁文化的傳統啦等等，許多受過較好教育的波多黎各人也象上面所說過的那些猶太人一樣，乾脆砍斷與自己民族和宗教的聯絡，迅速採用新到國家的文化習俗。

哈佛大學的奧蘭多·帕特森已經指出，發生在種族熔爐裡的這類行為，在加以恰當的分析以後，可幫助我們對人性自身獲得帶普遍性的見解，加勒比地區的華人是個很好的例子，作為少數民族，他們的歷史類似一個對照實驗。仔細檢查他們的經歷，就能看出某些關健的文化變數影響著對自己民族的忠誠，當19世紀晚期中國移民到達牙買加時，他們得到機會去佔領並控制了零售行業，那時存在著一個經濟的真空：黑人農民還束縛在以往的以奴隸莊園為中心的農村生活方式中；作為上等階層的白種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又瞧不起零售行業；本可以幹此行道的混血的“有色人種”又急於模仿白人，企圖鑽進白人的社會經濟圈子中去，所以也不願染指零售業，那些華人數量只佔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他們在牙買加把零銷行業接過來後，卻能夠大獲其利，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依靠的是專業經營，同時還依靠對本民族的忠誠和對婚姻的控制，從而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這就是，種族意識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態度服務於個人利益。

20世紀50年代以後，社會環境急劇變化，那些華人的民族精神也隨之大為改變，牙買加獨立後，新的統治集團由各種族的人共同組成，並堅定地維護一種全民的、混成的克里奧耳人文化，現在，對被包圍在當中的華人最有好處的，自然是躋身於這種上層集團，他們馬上就這樣做了。15年不到，他們不再是一個有獨立的文化的民族，他們改變了經營的方式，由主要從事批發變成從事超級市場和商業區的建設和經營，他們也採用了資產者的生活方式，投入到克里奧耳人文化之中，不再強調傳統的大家庭，而轉向核心小家庭，經過這一切發展變遷，他們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種族意識，不過，那不是一種盲目的遺傳要求。而是一種經濟策略，最成功的家庭往往也是同族婚姻產生的家庭，婦女成了財產交換、鞏固和保持在不大的家族集團內的工具，由於這種習俗並不妨礙牙買加華人被白人文化方式所同化，這些華人就保持了同族婚姻的習俗。

在蓋亞那，這個南美北海岸的小國（原名英屬蓋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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