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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李大人告訴我，他相信父親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

奇妙的因緣。人與人關係的建立，顯得那麼充滿偶然又似乎必然——我們的朋友參與我們的生活，改變了甚至塑造了我們的生活。沒有認識李大人，我的人生邏輯肯定很不一樣。

李大人是個直接而且狂熱的人，他對新聞以及對人有一種很苛刻的堅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說話的邏輯，不讓你有試圖掩飾的機會，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對、不明白的。

每次和他聊天，我時常都有種受傷感——有試圖掩飾的挫敗，也有的是，其實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狀態，然後就被李大人這般一針見血地指出並且批評了——我知道李大人內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總是難以遏制挫敗感。

那個晚上也是。在這裡重新敘述已經過去一個多月的那個夜晚，是因為，覺得這是個對我一輩子影響深遠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舊先問我：“怎麼樣？最近過得怎麼樣？講一講吧。”

然後我開始講，講父親去世過後我在老家的這半年，講我為什麼堅持要從北京辭職回去陪老媽，講我在老家那個小鎮，騎著摩托車沒有目的，也沒有刻意地四處亂逛，講我的無所事事，講我提不起工作的興趣，以及講我對這種狀態的恐懼。

李大人習慣在說話前笑一笑，然後開始說——那都是藉口，你父親的死其實不是造成你現在狀態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用這個事情來掩飾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問題。

我當時很真誠地相信，從八年前父親的中風起，我就開始了圍繞於父親的病、這個家庭負擔的人生和工作規劃，我覺得，我前段時間的狀態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八年來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當然。在這個邏輯下，我會著急能否成名，著急能否趕快寫本暢銷書都有理由——因為我要扛這個偏癱的家庭。

當李大人這麼說時，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氣，不過他接下去的一句話讓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還不知道怎麼生活，也始終沒勇氣回答這個問題。”

他沒有說下去，我或許明白了，他想說的是，在不知道怎麼生活的情況下，我會採用的是一種現成的、狹隘的、充滿功利而且市儈的邏輯——怎麼能儘快掙錢以及怎麼能儘量成名，用好聽的詞彙就是所謂“夢想”和“責任”。

此刻我再重新敘述的時候，已經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話。

我，或許許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況下，往往採用最容易掩飾或者最常用的藉口——理想或者責任。

回福建的這幾天，我自己在想，八年前的我，年紀剛好到了要思考、確定自己如何生活，確立一生的生存目標的時候，卻因為家庭意外的病痛，就藉此逃避回答了。

我瘋狂工作，不讓自己有空餘時間，除了真實的生存壓力，還在於，我根本不敢讓自己有空餘的時間，因為時間一空下來，我就要回答怎麼去填充時間，怎麼去面對生活，去回答這個問題——我要怎麼生活，我真正喜歡的是什麼，我真正享受什麼？

我根本不敢去判斷自己的人生，也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逃避了，我躲在所謂對家庭的責任後，躲在所謂對新聞的追求和夢想中。於是，任何一點生活的壓力或者工作的變動都讓我脆弱，把生活的節奏寄託在工作上，所以任何一點波動都會讓我不安讓我恐慌。

那天晚上，李大人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好好想想怎麼生活，怎麼去享受生活。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或許想說，生活從來不是那麼簡單的夢想以及磨難，不是簡單的所謂理想還有陰謀，生活不是那麼簡單的概念，真實的生活要過成什麼樣是要我們自己完成和回答的。

或許，生活就是張這樣的問卷，你沒有回答，它會一直追問下去，而且你不回答這個問題，就永遠看不到下一個問題。

離開李大人家裡的時候，已經快十一點了，我心裡感覺到自那段時間以來前所未有的輕鬆和舒服。在此前，我不願意和許多關心我的朋友聯絡，不願意開口說話，或許也在於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如何和自己相處，更不知道要如何和朋友相處了。

那天晚上我著急著要和掛掉他許多次電話的好友成剛聯絡——他在我老家當電臺副臺長，是個和我探討人生和新聞理想會激動到手發抖的工作狂，或者說理想狂。在我父親剛去世的時候，他常常打電話給我鼓氣。

人生的安排有時候確實就像拙劣的肥皂劇，第二天一早接到好朋友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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