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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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能在一個文化進化理論家的漫諷（有時我必須承認，這是自我漫諷）中看到，他們相當於是在說：“我的模因讓我這麼做！”——說得好像模因（比如微積分或量子力學的模因）能在它們的人類宿主中做它們的工作，而無需這些人類做任何思考。模因依賴人類大腦作為其棲居之地；人的腎或肺做不了替代場所，因為模因依賴它們宿主的思考能力。捲入思考過程，是一個模因完成工作程式並接受自然選擇考驗的方式，就像遵照其蛋白質配方並在世界中得出結果，是基因接受考驗的方式一樣。如果模因是思考的工具（而許多最好的模因正是如此），它們必須透過展現其表現型效果而得到運用。你仍必須思考。
確實，一個好的達爾文思考模型看上去不會像傳統模型。我們的確需要替換老舊而糟糕的笛卡爾模型：一個非機械的中央思想體（rescogitans），真正的思想之物，做著嚴肅的精神工作。笛卡爾劇場——那個想象中位於大腦中央的場所，意識（和思想）所需的“所有東西都匯聚到那裡”——必須被拆除，全部思想工作必須被分配給更不奇妙的代理。在下一章，我們將更仔細地看看如下事實所引出的細節：我們的思考任務被外包給了半獨立且相互競爭的神經分包商，但思考工作仍必須要完成，而無論思考在何處完成，人們做事情的理由是他們自己的理由。
所以這不是模因與理由對立的情況。這甚至不是模因與好理由對立的情況。提及由思考著的主體所提出的理由以圖說明一件或另一件事情的解釋，並未被靠譜的達爾文方法所排除。遠非如此。基於理由的立場中唯一與模因學（memetics）牴觸的，是這樣一個幾乎不自洽的立場：假設理由根本無需生物學上的支援，不知何故便會存在，吊在某個笛卡爾天鉤上。
一篇惡搞文可揭示該謬論：“波音公司的人有個可笑的誤解，以為他們是根據可靠的科學和工程原理琢磨出他們的飛機設計的，並嚴格證明了這些設計正是它們應該的那樣，而實際上，模因學向我們顯示，所有這些設計元素只不過是在飛機制造者所屬社會群體中得以倖存和傳播的模因而已。”當然，這些模因確實在那些圈子裡表現良好，但這並未與從適當計劃、適當組織、適當實施的合理研究開發方面出發的良好的舊式解釋相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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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節，
為何有人會不這麼認為？除了某些冒牌達爾文主義者時而會發生的混淆，還有漫諷之外，還有個更有趣的理由。冒牌模因主義者有時好像否認思考的任何角色，因為他們時而模仿通常被種群遺傳學家（populationgeneticists）所採用的視角，後者故意忽略表現型的實際作用，而正是這些表現型的差異化繁殖成功度決定了被研究的基因的命運。種群遺傳學家傾向於完全避免談論身體、結構和真實世界中的事件——無論如何這些事件構成了自然選擇，而僅僅談論某個假設改變對基因池（genepool）產生的效果。
就好像獅子和羚羊並不真正過日子，而只是要麼生育要麼不生育，取決於它們身體的適應性得分。想象一場網球比賽，其中參賽者成對地脫個精光並接受運動醫生和教練的仔細檢查，由他們投票決定每對選手中哪個進入下一輪，直至決出冠軍。種群遺傳學家會讚賞這種奇怪做法的要點，但也會承認，因為判斷標準應該是基於雜亂混戰的真實競賽的，最好讓選手上場動手，並讓他們的實際競賽決定勝負。但他們仍會堅持，你不是必須要觀看。這裡有一個對此標準原理的表達：
只要鄰近機制導致了可繼承的變異，適應器便可因自然選擇而進化。在一種意義上，特定的鄰近機制並不重要。如果我們在果蠅中選擇長翅膀並得到長翅膀，誰會在乎特定發育路徑？如果腦包蟲（brainworm）已進化得可以為群體最終進入牛的肝臟而犧牲其生命，誰會在乎當它藏身進螞蟻大腦時，它的（如果它有）想法和感覺如何？（索布林（Sober）和威爾遜，1998，p。193）
類似的，大腦中模因之間的爭鬥可以被忽略（畢竟，它是那麼凌亂而複雜），我們可以退後一步並僅僅列表一覽最終的贏家與輸家，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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