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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報人鄧季惺：被湮沒的傳奇（5）

1948年7月，《新民報》被勒令永久停刊，理由是“詆譭政府，散佈謠言，煽惑人心”。南京版被勒令“永久停刊”後，《新民報》的災難一個接著一個。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慶版遭嚴重*，好幾個記者解放前都犧牲在渣滓洞。

不久，有人告訴母親政府已對她下了逮捕令，母親立即託當時公開身份是中央銀行主任秘書的黃苗子買了張機票，逃到香港。國民黨政府到臺灣後，還對母親釋出了“通緝令”。

母親兄弟姐妹很多，其中有4人先後追隨了共產黨。只有三舅鄧友德，當年在四川讀書時還加入過共青團，本來是想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因為一場病滯留上海，後來進了復旦大學新聞系，走了另一條道路。抗戰時在上海替國民黨做地下工作，還被法租界警察抓過，日本想引渡未果後逃回重慶，在那裡進了國民黨*。抗戰勝利後，鄧友德當上國民政府新聞局副局長，正好是母親的頂頭上司，我記得經常是早上還沒起床，就接到他的電話質問母親：“你們這碗飯到底還想不想吃？”其實他和母親姐弟感情很深，只是立場不同。1944年政府組織一箇中外記者代表團訪問延安，副團長就是三舅鄧友德，他到了延安之後，還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個弟弟合了影。

鄧友德在解放後去了香港，後來又輾轉巴西、日本等地，最終落在臺灣。解放初母親見周恩來，周總理還記得三舅，跟母親說：“你要動員友德回來！”母親還很認真地跑到廣播電臺的對臺節目裡廣播一番。1990年我陪母親去美國，飛機在臺北停一小時，我們事先託人找到舅舅，想讓他和母親見一面，但是，當時臺灣的政治空氣緊張，雖然他已經退休，但還是心存畏懼沒有來。1993年敬璉到臺灣訪問，又託人找到舅舅，這一次他們終於見了面。他還託敬璉帶月餅給母親，可惜直到1995年母親去世，他們都沒能再見一面。

最後的舞臺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負責人夏衍的安排下，母親帶著小弟從香港乘船回到北京。母親最關心的還是她的報紙，她特地跑去問夏衍，解放以後還能不能私人辦報？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北平解放後，《新民報》一部分地下黨員登報宣告“脫離資方”。母親剛從香港回來，面對這種局面，很是不解，她要求見周恩來。和總理見面時，母親問：“私人還能否繼續辦報？”總理回答：“可以。”後來又派了一個以胡喬木為首的工作組來解決《新民報》的問題。

但母親再也沒有在報社當家。1950年成都、南京兩社結束，1952年重慶社結束。北京社則於1952年在資方要求下，由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出面收購，原來的員工被安排到後來成立的《北京日報》，也算是給他們一個出路。上海社也於1952年底以公私合營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剛解放時，母親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委員。北京《新民報》結束後，她在報社擔任顧問。繼父在公私合營的上海《新民報》仍有社長的名義。1956年，繼父被任命為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母親則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1957年，毛澤東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父母都參加了北京市非黨領導幹部整風座談會。繼父以他一貫的謹慎，沒有提什麼意見。而母親以她一貫的直率，根據接觸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她最關心的還是法治問題。有一天早飯時，繼父對母親說：“小弟讓你說話多想想。”母親毫不在意地說：“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們不都是為了黨好！”母親很認真地提了很多意見，關於“公”、“私”合營，關於新聞自由、*和法治？？結果她和父親雙雙當上了右派。

反右鬥爭結束後，直到1961年他們才有了新的工作。父親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做書畫組顧問，母親做小餐廳顧問。父親為前來活動的畫家準備筆墨紙硯，端茶倒水；母親還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絕活。

1978年，上海《新民報》醞釀復刊，成了後來的《新民晚報》，閒了多年的父母親對這張報紙特別關心，為了解決報紙發行問題，他們親自跑去找朱學範幫助出面。很多年後，上海的《新民晚報》還跟母親說那裡還有她一筆錢，她說：送給工會吧。

母親一生總是幫助別人。她自己說：我從來不錦上添花，我只雪中送炭。她去世後，我收拾她的屋子，在一個很小的塑膠袋裡，發現一堆寄款單，除了資助一些親屬的孩子上學之外，還有不少是寄給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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