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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軍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標自然是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寵妃鄭貴妃所生,他在當時幾乎奪了明光宗當時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與此人與其母大有關係。
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愛子為福王,婚費達三十萬金,在洛陽修蓋壯麗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費。億萬錢財,皆入福王藩圍,神宗皇帝一次就賜田四萬餘頃。就國之後,福王橫徵暴斂,侵漁小民,千方百計搜刮,壞事做絕。崇禎即位後,因這位福王是帝室尊屬,對他很是禮敬。
這位重達三百斤的肥王爺終日閉閣暢飲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韜光養晦吧。陝西流賊猖熾之時,河南又連年旱蝗大災,人民相食,福王不聞不問,仍舊收斂賦稅,連基本的賑濟樣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徵兵隊伍行過洛陽,軍士兵紛紛怒言:“洛陽富於皇宮,神宗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卻讓我們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賊手,何其不公!”
當時退養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入王府勸福王,勸他說即使只為自己打算,也應該開府庫拿出些錢財援餉濟民。福王與其父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不聽。
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軍以大炮(拋石機)攻洛陽。畢竟洛陽城極其堅固,農民軍攻了整整一個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內有數百明兵在城牆上縱馬馳呼,城下農民軍響應。於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揮守城的王胤昌綁在城上,準備獻城投降。
總兵王紹禹聞訊,急忙趕來諭解。譁變士兵大叫:“賊軍已在城下,王總兵您又能把我們怎樣!”一時間叛兵動手,殺掉守城明軍數人,不少人因驚墮城。
城外農民軍見狀,趁亂蟻附攀城,譁變的明軍伸手引梯,洛陽即時陷落。王胤昌見勢不妙,掉轉馬頭就跑(崇禎帝把他逮捕,凌遲於市)。
巨胖福王與女眷躲入郊外僻靜的迎恩寺,仍舊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腳快,縋城逃走,日後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權”。
別人逃得了,福王沒有這福分。很快,他就被農民軍尋跡逮捕,押回城內。半路,正遇被執的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呂尚書激勵道:“名義甚重,王爺切毋自辱!”言畢,呂尚書罵賊不屈,英勇就死。
福王熊包一個,見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頭如搗蒜,把腦袋磕得青紫,哀乞饒命。
李自成也笑,看見堂下跪著哭喊饒命的三百斤肥王爺,他靈機一動,讓手下人把他綁上,剝光洗淨,又從後園弄出幾頭鹿宰了,與福王同在一條巨鍋裡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
農民軍中各行各業能手應有盡有,幾個昔日大廚子出身的兵卒聞言踴躍,持刀上前,輕刮細剃,先把福王身上毛髮盡數刮乾淨,然後拔去指甲,以藥水灌腸排去糞便。裡裡外外弄乾淨後,送大閘蟹一樣把他放入大鍋中慢燉,笑看他在白湯佐料間上下翻滾,肥肉與鹿肉齊飛,湯水共花椒一色,終成一頓美餐。
事後,李自成手下搬運福王府中金銀財寶以及糧食,數千人人拉車載,數日不絕,皆運空而去。
洛陽、襄陽連陷,二王被殺,身在湖北沙市督軍的楊嗣昌驚悸異常,畏罪服毒自殺,時年五十四。
《明史》中記載他“不食而死”,又有筆記講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確切。失陷兩藩,他自知再無生路,只能一死了之。
其實,楊嗣昌不可謂不勤奮,但屬幹吏小才,行事過於繁碎,一切軍情大小事情均親自料理,千里待報,坐失機會。他掌兵柄數年間,陷盧象升於死,排壓孫傳庭,擠兌洪承疇,加餉殘民,實際上自絕明朝國脈。
事聞朝廷,崇禎帝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還以“剿賊功”追贈他為太子太傅。清初,其子楊山松不是省油燈,又作《孤兒籲天錄》,極力掩辯,謂其父乃正常病亡,不是畏罪自殺,想左右寫《明史》的清朝史官看法。可幸“館臣未受其誤(導)”,並未把楊嗣昌描寫成“有勞無過”的忠臣。
日後,張獻忠攻陷武陵,把楊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棄,派兵士用大刀把楊嗣昌夫婦屍體大卸八塊,然後用棺木焚燒。
佔據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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