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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裡，我還嘗試建立我個人的企業。我注意到，包裝材料都是從西巴基斯坦進口，在這個國家的東半部，我們沒有生產箱子或包裝材料的設施。我說服了父親，允許我建立了一個包裝和印刷工廠。我準備了一份專案建議書，從國有的工業銀行申請一筆貸款。當時，很少有孟加拉企業家想建立工業設施，貸款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個包裝與印刷工廠，僱用了一百名工人。這個專案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潤。

我父親是董事會的主席，他極不願意從銀行貸款。商業信貸的概念使他極為緊張，以至於催著我提前歸還了貸款。我們可能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幾家提前償還貸款的新企業之一。那家銀行馬上又主動提出，額外提供一筆一千萬塔卡（taka，孟加拉貨幣）的貸款，讓我們去建立一家紙廠，但這件事我父親根本不肯聽。

包裝業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爾（Lahore），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們在東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產出更便宜的產品來。我們的產品包括煙盒、箱子、硬紙箱、化妝盒、卡片、日曆和書等等。我從來就不擔心賺錢的事。而這個包裝工廠的成功使我和我的親人們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頭地。

儘管獲得了商業成功，我仍然想去學習和教書。於是，當我在1965　年得到一份富爾布賴特（Fulbright）獎學金時，這個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的機會使我一躍而起。這是我的第三次出國之行。我曾在1955　年作為童子軍去過加拿大的尼亞加拉大瀑布參加世界童子軍大會，1959　年又去過日本和菲律賓。但這次是我獨自出行。一開始，博爾德（Boulder）的科羅拉多大學的校園真讓我大為震驚。在孟加拉，學生對教授從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個學生向“先生”講話，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許他發言之後，他才能畢恭畢敬地發言。但是在博爾德，教師看上去把自己當作學生們的朋友。我經常看到教師和學生們光著腳、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開玩笑，聊天。這種親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於說在科羅拉多的女同學，我簡直窘得都不知道該往哪兒看。在吉大港大學只有很少女學生，在800名學生中，女生不會超過　150　個。女生還受到隔離，她們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裡，那是不許男學生進入的。她們在參加學生政治活動與其他活動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們演戲時就不允許女性參加，於是男生就穿女裝、化女妝來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學的女學生們都極為靦腆。快上課的時候，她們總是會在教師公共休息室外擠作一堆，隨後跟在我後面去上課，緊抓著書，眼睛盯著腳面，以便躲避小夥子們凝視的目光。在教室裡，她們和男生分開坐，我也學會了不向她們提問，以免令她們在同學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從不和她們講話。

事實上，我自己對女性也是十分靦腆，所以我儘量對她們視而不見。想象一下我　1965　年夏天到達美國時所感到的驚愕吧！校園裡放著搖滾樂，姑娘們脫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曬著太陽，大笑著。我緊張得要命，甚至試圖不看她們。但我還是喜歡坐在學生中心裡，注視著衣著古怪的大學生們來來去去，聊天，調情，吃東西。美國的青年看起來那麼強壯，健康，充滿活力。那是一個體驗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靦腆的個性使我沒有去參加那些喧鬧的晚會。我寧願在自己的房間裡學習或看電視。

電視在　1964　年才在達卡出現，在到美國之前我對它還很陌生。

在博爾德我很快就迷上了電視。我最喜歡的節目是《新聞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無聊的肥皂劇，比如《我愛露西》《吉利根島》《霍根的英雄》。我發現，開著電視時我能更清晰地說話和思考，至今如此。

當時正是越戰熾熱的時期，我和其他外國學生一起參加反戰集會和抗議遊行。儘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對越戰的態度，我還是努力去保持開放的心態而避免捲入趕時髦的大眾思維。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們無法理解我對美國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達卡，反美情緒高漲，在所有的校園裡，學生們都稱美國為骯髒的資本主義者，成天呼喊著：“美國佬，滾回去！”

很快，我就學會了受用美國的個人自由。我開始感到樂趣。學習很順利，我甚至有時間去學四對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們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為怪了。每天都有點滴的意外小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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