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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銀川市）與汴梁之間。慶曆四年（1044年）雙方正式達成和議。宋夏重新恢復了和平，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為安。

同年，仁宗下詔命韓琦、范仲淹回京，加封為樞密副使，不久，又讓范仲淹參知政事，任命富弼為樞密副使，這一班朝臣中，當時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稱讚，以為可以有所作為了。國子監直講石介高興地說：“這這是一大盛事啊。”於是創作了一首《慶曆聖德詩》，詩中說：“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指的就是夏竦。石介的老師國子監直講孫復說：“石介因為這首詩一定會惹來禍端的。”范仲淹聽到後也對韓琦說：“都是這樣的鬼怪之輩要壞我們的大事了。”

范仲淹就職後，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並曾多次催促，要求他們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於是在一片改革呼聲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向仁宗上十事疏，與富弼共同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汙、無能之人。史稱慶曆新政，宋朝第一次改革。

因為他的這些主張侵犯了朝廷中一些小人的利益，因此導致了這些小人的強烈不滿。仁宗聽取了范仲淹和富弼的建議後，銳意求治，多次召集輔政大臣逐條對答天子的垂詢。范仲淹文武全才，有宏大的氣節，經常說：“讀書人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是與富弼日夜謀劃，打算改革朝廷的弊端。選臺省中有作為的大臣為諸路轉運使，罷黜監司中無能之人。新法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改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能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畝的數量。四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夏竦怨恨石介排斥自己，又要倒向富弼，便讓自己的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筆跡。將“伊周”改成“伊霍”，並且偽作石介為富弼撰寫的廢立詔書的草稿，然後將此事告知仁宗。仁宗雖然不相信，但是富弼和范仲淹心中都是恐懼不安。此時正好趕上契丹攻打西夏，於是富弼和范仲淹均上書朝廷請求去戍邊。次年（慶曆四年）六月，朝廷任命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任命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富弼和范仲淹外調以後，石介心中也非常不安，於是也請求外調，仁宗任命他為濮州通判。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中國曆代黨爭》第五章（13）

同年九月，杜衍被任命為同平章事。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范仲淹、富弼外任宣撫以後，攻擊和打壓他們的人越來越多，只有杜衍能為他們說話，因此朝廷的那些小人又紛紛嫉恨杜衍。

這個時候，杜衍的女婿蘇舜欽在進奏院工作，進奏院是一個文書中轉機構，日常工作就是轉抄、拆封檔案，每天都有一大堆封紙報廢。由此，賣廢紙便成了進奏院預算外收入的主渠道。

宋仁宗慶曆四年秋，恰逢賽神會，蘇舜欽與同僚劉巽動用賣廢紙的錢，籌劃一個大型酒會，宴請賓客。蘇舜欽不僅邀請了京城裡的一些名士，還請了兩名女伎助興。為示公私分明，蘇舜欽還自掏腰包，拿出十兩銀子，作為喝酒錢，對於被邀請的客人，也要求他們拿出數量不等的喝酒錢。王益柔在這個宴會上作《傲歌》，詩中有“醉臥北極譴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兩句。讓人抓住了話柄。

御史中丞王拱辰認為，蘇舜欽舉辦的這次酒會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伎玩樂的*行為，並上書彈劾蘇舜欽監主自盜。蘇入獄受審，後以監守自盜罪削職為民，閒居蘇州。其他赴宴者十餘人也悉數被貶官，被逐出開封城。就連當時助興的兩位“小姐”也被官府枷起來審問。蘇舜欽的岳父杜衍也遭受牽連，被迫下臺。王拱辰本來想借這個機會往范仲淹身上潑髒水，他指控蘇舜欽等人誹謗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誅殺王益柔。幸得韓琦及時進言，仁宗從輕發落，將蘇舜欽從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貶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擊了改革派官員，甚為得意，聲稱“一舉網盡”。

慶曆五年正月，杜衍被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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