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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夠贍養父母就夠了，可是人們養一隻狗養一隻馬，也都要給它們吃的，以養活它們，假如你沒有孝敬的內心，那麼你養父母與養狗養馬的差別在哪裡呢？〔1〕孔子所謂“犬馬之養”的這個論斷，明白指出了贍養父母與餵養動物的差別，也指明瞭做為父母的人與做為動物的犬馬同樣是活著的差別，父母需要的不僅僅是兒女供養他們吃飽穿暖，還需要孝敬的內心和恭敬的態度。所以對於父母來說，他們要求的不僅僅是物質性的供養，還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們希望得到的不僅是“利”，還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態也就是每個人都一樣的心態。這種心態，出於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質的最大限度的滿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說，就是“福利最大化”，具體說，它應該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難以區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質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會活動的根本目標和基本動力。

現在的問題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能夠享受的“福利”由什麼來決定？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決定的。“身份”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不是官？二、是什麼級別的官？金山寺和尚以這兩個方面作為區分“福利”的標準：“坐—茶”是給予一般人的“福利”，“請坐—泡茶”是給予普通官員的“福利”，“請上坐—泡好茶”則是給予高官的“福利”。從“福利”的享受主體——劉墉來說，我們看到在整個過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斷增長，增長趨勢明顯，幅度很大，而這一切基於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麼級別的官？

官的身份增加了劉墉的個人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卻不是國家賦予的法定福利，這樣我們就遇到了命名的難題：劉墉在這裡因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應該怎麼定性？叫它什麼？

劉墉當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規定，清代“中堂”一級高官的年薪包括180兩銀子和90石大米。劉墉做“中堂”的時代可以領雙俸雙米，所以法定工資是360兩銀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價按乾嘉時代每石兩銀子來計算，劉墉的年薪大致相當於現在的13萬元人民幣，月薪一萬多一點。這個工資是帝國官員的最高標準了，但相對於一個大國的總理副總理來說這份工資實在不能說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數額有限。總體來看，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級別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級別比他低的各級官吏就更不用說了。這樣就不免產生一個問題：當官當到最高階別，也不過是這麼點福利，那當官還有什麼吸引力？

顯然，如果當官就這麼點好處，那與讀書人十年十幾年幾十年寒窗苦讀、青燈黃卷的寂寞孤獨是不相配的。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雖說讀聖賢之書，但也未見得道德就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細賬，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絕大多數人接受的。做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而且是社會的精英，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不會算不清基本的賬。而他們又像范進那樣對當官夢寐以求，打破腦袋也要擠進官場，這意味著有另外的東西吸引著他們。這東西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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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秘禮物

在1930、1940年代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幾年的蔣夢麟先生，曾經說到他少年時候的一個親身經歷。蔣先生說，他的故鄉浙江餘姚（當時屬紹興府，現在屬寧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級官員過境，知縣就在亭裡迎候。一個下午，還是小孩子的蔣先生髮現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趕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家在觀望學臺和他的隨行人員。這位學臺正預備去寧波主持考試。此前一日，知縣已經從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幾條大船，那條專為學臺預備的船上裝了好幾只加封條的箱子。至於箱子裡面裝的是什麼，那就只有經手的人才知道了。

蔣先生接著說了自己當時的感受：“我遙望著學臺等一行換了船，學臺踏上最華麗的一隻，隨後這隻載著官吏和陋規禮金的小型艦隊就揚帆順著退潮駛往寧波去了。那種氣派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我心裡說從今以後一定要用功讀書，以便將來有一天也當起學臺享受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西潮？新潮》）

蔣先生所說的學臺大人即各省的學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專門負責一省的教育的，相當於現在的省教育廳廳長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長，他的職責和權力主要是到省內各地級市（如寧波）主持考試，考查地方上的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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