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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觀（5）

萊特所說的，並非完全限於歷史的往事。時至今日，懷抱這種天朝型模的世界觀之中國文化分子實大有人在。

中國在清朝的統治之下，文治武功之盛，幾乎可以比得上漢唐。中國在這一時期，於天朝型模的世界觀籠罩之下，在文化上也放吐了一些光芒。可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與西方文化發展的方向大不相同。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和戴震們治學的方式頗接近科學。但是，他們努力探求的物件不是自然世界，而是故紙堆。戴震的心思是很易進入科學的，他曾比較注意幾何學。但是，他所在的時代環境限制了他，使他沒有機會直入近代科學的核心。李善蘭的數學造詣頗深，可是他也無法與西方數學界共流。另外有些士人則袖著手高談心性。一般學人士子則忙著做八股文，作試帖詩，背頌詩云子曰，習小字大字。這正是李鴻章寫給恭親王和文祥的信裡所說“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唐才常對當時一般讀書人的描寫很妙：“其柔者戢抱免園冊子，私相授受，夜半無人，一燈如豆，引吭長鳴，悲聲四壁。……其悍者則纂取聖經一二門面語，以文其野蕪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及綱常名教，忠孝節廉，尊中國，攘夷狄，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脈，填胸溢臆，搖華即來，且囂囂然曰：‘聖人之道，不外乎是。’”清代的幾次大的文字獄，把知識分子的心思活動驅向制藝，凝固到四書五經，一切必須“尊古炮製”，雄心被牢籠在科舉功名途上。至於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百姓，多屬“不知不識，順帝之則”。這種光景，在基本上是一種中古形態。要中國從她的中古一下子跳進近代，這是很困難的事。

施威雪（Earl　Swisher）說：

十九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表現的是一種故步自封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過分陷於一種傳統的型模裡，以致不能作那些為了維持其領導地位而行的基本思想改變。就中國知識分子的堅持孔學正統來看，十九世紀的中國很類似中世紀的歐洲。在培根發動知識革進以前，該時歐洲的知識分子浸沉於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中國知識分子具有許多德性，而且常常是光華燦爛且有良好品格的人，可是他們缺乏彈性，並且是在一個很窄的框架以內思想和行事。

施威雪所說的，和事實對照起來，似乎過分簡化。可是，他確實把要點抓住了。中國自第十四世紀中葉至第二十世紀初葉，一直是在傳統之中生活著。

文化的變遷相當緩慢。在這一個階段，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了一個自定體系（homeostatic　system）。然而，在這同一個時期，西方世界於生活與思想方面都經歷著激劇的改變。在這樣的改變中，西方世界從它的中古走向近代。在這個時代，歐洲有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民族國邦的興起，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和工業改進。這些事變，對於西方本身以及全世界的影響是非常深入而廣遠的。尤其是工業改進所產生出來的力量，從十七世紀開始自西歐核心出發，像上帝的手似的重新塑造世界。這種重新塑造世界的進行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正在加速度地展進。

我們將上面所述同一時期中國文化的景象與西方文化的發展對照，便多少會看出西方文化之所以作著與中國文化不同的發展是由於許多重要條件之不同所致的。文藝復興以後，在哲學上，法國出了一位尚懷疑的大師代嘉德（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英國出了一位重經驗的研究方法的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及“破執　”的休謨（　D*id　Hume　1711—1776）。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對近代思想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更多：理性的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其中最傑出的；伏爾泰（　Jean　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是法國十八世紀最具震撼力的大文豪；就思想的相當通達和對時代的影響而論，伏爾泰是法蘭西的梁啟超。艾撒克？柏林（Isaiah　Berlin）　說：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觀（6）

……伏爾泰要掃除一切黑暗的奧秘和荒誕的神怪故事。這些東西是從怠惰、盲目和處心積慮製造的機詐裡產生的。這一切奧秘和神怪故事都是藉神學、形上學及其他各種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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