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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一頭牛，對當時一直處於飢餓狀態的戰士來說，簡直是座小山，任憑你費多大的勁，也沒辦法把它弄回營地。彭富九用槍上的刺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條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沒有糧食害人，有時候有了糧食也害人。彭富九一個戰友，還是他的老鄉，有一次不知道從哪裡幸運地弄到老百姓埋著的一罐子青稞，拿回營地，用臉盆炒了滿滿一盆，大家湊上來，戰友就給每個人分了一點。隨後，自己躺在大門板上吃，睡著了還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後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會發，肚子就要漲。到第二天要出發了，彭富九到處找不到那個戰友，最後他看到那個戰友正在爬樹，還告訴彭富九說，自己漲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說，我們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騎我的馬吧。彭富九還特意關照馬伕，叫馬伕一定要把那個戰友帶回營地。那天部隊行軍六七十里地，而戰友在半道就撐死了，馬伕把他綁在馬上，馱回了營地。那時有句口號是：一出門，就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彭富九是獨生子，他參加革命以後，家裡房子就被敵人燒了，父親和姐姐給敵人抓了，在家裡沒有什麼，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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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東方衛視創意總監主持人駱新

採訪彭富九的時候，正趕上全國許多電視臺熱播一部電視劇《暗算》。而創作這部小說的成都作家——麥家，就曾經是一名在情報部門工作的軍人。對於那個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實際上是某情報部門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麥家肯定是取材於位於北京香山腳下的總參某部。因為與這個軍隊系統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鄰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國植物科學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環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雲龍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隨時都會出現在我面前。而我要採訪的彭富九，難道不就是某種版本的“安在天”麼？作為總參某部的前任部長，彭富九雖已年逾九旬，但依舊保持著“特立獨行”的軍人威嚴。在我採訪的所有老紅軍中，他是惟一拒絕別人攙扶、獨立下樓的老人。不過，我倒是沒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兒子，已經四五十歲的彭洪亮，在採訪前，頻繁地與我們面談，希望我們能設計出比較周密的採訪提綱。據他說，老爺子脾氣很怪，與記者交談，常常會“話不投機半句多”，遇到歷史上說不清楚的事情，他會停止描述，堅決不扮演“捕風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說，老爺子身體不大好，按照慣例，他只能每天講一個多小時的話，然後就必須吸氧休息了。但是，在與我一次對話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彭富九，精神卻表現出驚人的矍鑠。他的講話雖十分嚴謹，仍不乏親和。他的聽力非常敏銳，大概是多年做收發報工作所鍛煉出來的能力（對《暗算》中關於“瞎子阿炳”的神奇聽力的演繹，他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誇張，凡在我軍從事過機要電報員工作的人，其實都有這種本事），手腕也很靈活，聽說我也是軍人後代，小時候還學習過無線電發報，他的精神頭馬上就來了，搬出一個小型的直流發報練習機，“嘀嘀嗒嗒”地為我演示了一段他嫻熟的手法。據他自己講，他每天都要用這部發報機“鍛鍊”，延續著自己對往昔的回憶、精神和身體的活力！也許，當年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頓飯、還能聽戲”，就被“忽悠”到了機要部門的彭富九，做夢也想不到，長征途中，他所在的情報部門，會遭遇到那樣巨大的壓力。作為紅2、6軍團的大腦和神經中樞，他們就是決定一支部隊生死的前哨，這些紅軍情報人員，不但要揹負者沉重的裝置、忍飢受凍、一路狂奔，即便大軍駐足，他們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聯絡自己的部隊，還要偵聽敵人的電臺。他們要支撐著整個紅軍的指揮系統，自身也遭遇著無數次槍林彈雨的生死考驗。這支小部隊，可以說承載了當時紅軍最尖端的裝置，他們是技術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會受到敵人致命的誘惑——他當年的“同志”，就有好幾個中途叛變投敵！我問他，你為什麼能堅持下來？彭將軍的回答，很堅定：我有信仰！由於職業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記憶力超群。他所說的許多人名、地點、時間，很少有錯舛。對於情報機要工作的重要性，將軍陳述了很多，但最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則恰恰是西路軍的“出師未捷”、幾乎全軍覆沒之後，軍委震怒：為什麼敵人“馬家軍”的來往電文，我們竟然都沒有破譯出來？經過調查，才發現是我軍委二局（即總參某部的前身）一個幹部、想要爭破譯之功，但自己破譯不出來，導致積壓了大量電文。劉伯承仰天長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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