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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擴充套件也意味著人們住的地方可以和工作的地方分開，這是意義重大的。就是說，乘車通勤（在這方面日本有壞名聲）的時代已經開始了。在僅僅二三十年內高峰時刻的通勤交通已經成為問題。《二六新報》1910年3月23日號的一篇報道抱怨說：“通常前幾站的乘客能設法上車，但其他站的乘客沒機會，除非他們像瘋子那般硬擠上車。”而如同今日日本，有些男乘客趁車廂內乘客擁擠吃女乘客的豆腐。例如，見田山花袋1907年的短篇小說《窺視女孩的人》。性騷擾在今日日本是嚴重問題，通勤女子有90％以上在某個時候受過騷擾。

第二節　社會的西化（2）

在較不明顯的層次，思想型別也在改變。藉著譯本與閱讀英文及其他語言能力的增加，一批西方小說家、哲學家及科學家的著作湧入日本，從歌德至達爾文至盧梭。各式各樣彼此矛盾與對立的思想——在當時人們並不這麼看——開始湧進日本。

當時的日本文學顯得特別的混亂，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分不清，功利主義與逃避主義分不清。但它也顯示出西方事物的權威，就像是維新的領導人士需要天皇的權威來合法化其行為，許多作家也尋求西方人物的權威來增加其思想的分量或為他們自己辯護。甚至當代的小說也常常提到這個或那個西方作家或思想家，不光那些積極提倡這種或那種西方模式的作家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模式也被用來描寫那些無法適應西化過程的日本人的挫折與失敗。俄羅斯文學的“多餘的人”（superfluous　man）的概念，對那些感覺困惑且跟不上變革步伐的日本人特別有吸引力。

出自屠格涅夫的《羅亭》或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用現代流行術語來說，“多餘的人”（superfluous　man）很類似查理·布朗的人物。以當代日本文學來說，見二葉亭四迷（1864～1909）寫的小說《浮雲》的主角。

在日本“多餘的人”意指成王敗寇的殘酷世界中的失敗者，這一世界中，人們突然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獲致成功或失敗。德川時代嚴格規定的正統主義至少意味著，人們有固定的地位，且被告知如何思考與行動。那樣的安全感現在消失了，自由成為一把雙刃劍。

一點兒也不意外，“適者生存”與“自助”的相關觀念很流行。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在1859年所發表有關“天助自助”的《自助》一書，在1871年被譯成日文併成為暢銷書，這是最早被譯成日文的英文作品之一。

自助哲學完全呼應明治日本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家與西化提倡者之一福澤諭吉（1835～1901）的心境。

福澤數度跟隨官方使節團前往美國與歐洲，他跟西化有密切的關係，在某時期所有有關西方的書，不管作者是誰，都被人們稱為“福澤本”。遠在1858年當時他才20歲出頭，他創辦一所學校提倡其觀點，這所新學校就是後來的慶應大學。在其早年，他倡導人權，但後來他開始以較具攻擊性的民族主義方式應用其自助觀點，倡導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他逐漸變成反西方。從1881年起，他也因提倡“脫亞論”而聞名。

他在1872年發表的《勸學》一書中指出：

貴與賤、富與貧的地位差別不是天生的。只有勤勉向學、精通某技藝或學問的人，才成為富與貴，反之則成為貧與賤。

達爾文的進化與自然淘汰的理論在明治時代的日本很流行，而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很流行。這從那位造“適者生存”一詞的英國哲學家賀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吸引力可以看出（“適者生存”這句話常被誤為達爾文字人說的。丸善書店在1902年“就什麼是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書”針對78位著名日本人所作的調查顯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得23票，史賓塞哲學得15票）。

史賓塞受到如此的敬重，以至於明治政府中期的最高階層私下就日本應採取什麼政策徵求其意見。他在1892年8月26日發出的回函，依據其要求直至他死前不予公開，因為他擔心這封信函會讓他的國人為難（1904年1月18日，即史賓塞去世一個月後，《泰晤士報》最先刊登了這封信。正如他所預測的，這封信函引發了讀者的震怒）。他提出忠告說“日本應該採取與美國及歐洲國家保持距離的政策”。應該禁止外國人擁有地產與限制外國商業權利，而日本種族不應與外國人通婚以保持純種。總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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