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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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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勉強同意在這本滿是圖片的書中加入一張私人照片,上面是他的父親、妻子、妹妹和兄弟。其實,他是個最顧家的人,和太太結婚50多年,一直恩愛如初。

斯隆多半把時間花在有關人事的決策上,在書中也沒提到這一點,不把他那仔細研究出來的決策過程公諸於世;也沒提到他對汽車安全的注重,他其實是汽車安全協會里最活躍的一員,也許只有眼尖的讀者才會發現書中有一張相片,上面的斯隆正出席汽車安全協會的會議。他認為有必要把駕駛安全這一門課引進美國高中課程中,其重要性不下於建立通用技術學院。斯隆對工業安全的注重幾乎到達走火入魔的地步,他極其重視廠房發生的意外事件,希望通用的廠房能做到“零意外”,這點也有豐碩的成果,卻不見於書中的文字。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立下一個規則,凡是管轄區發生意外的領班,以及這領班的上屬都立即停職接受調查,要是發生第二次意外,就得被撤職了。只有在第二次大戰的那幾年,領班工會勢力日益強大時,他才稍微寬厚一點,不過自此之後,他不再多做讓步。

這些事對斯隆“個人”來說都是非比尋常的大事,因此也就在書中省略不談。斯隆認為“專業人才”應該不能透露自己的興趣、信念和私人生活,他得把這些和工作分開。對斯隆而言,對個人重要的,和專業是兩碼子事,完全牽扯不上。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說:“外科醫師不會因為自己精於盲腸的切割或是喜歡開刀,而割除別人的盲腸。他之所以進行盲腸手術,一定有診斷做根據,不得不如此。”斯隆之所以寫作《我在通用的日子》,也是不得不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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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的專業風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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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這個人對政治非常熱衷,黨性很強,是共和黨的忠實成員。他是“美國自由聯盟”(“LibertyLeague”)⑩的發起人之一,反對羅斯福以及1936年的“新政”,對共和黨的候選人一直擁戴有加,直到艾森豪威爾背叛馬歇爾才讓他寒心,那時的他已經是個80歲的老人了。但是,他在書中也完全不提政治。其實,他在新政那幾年,是最活躍的分子。《我在通用的日子》一書只有一小段提到羅斯福的名字,是提到杜魯門和一個被人遺忘已久的密西根州長時,順便提起的,事件是汽車工人為了對抗通用進行的靜坐罷工。斯隆也是外交委員會(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和芝加哥國際事務委員會(ChicagoCouncilofWorldAffairs)的重要成員,直到晚年重聽才不再出席會議。然而,他在書中也不提世界大事,除非這件事件影響到通用。

在第二次大戰那幾年,福特汽車顯然深陷泥淖,斯隆非常關心此事。亨利·福特的兒子埃茲爾在1944年去世,使得福特又遭到後繼無人的困擾,惟一能指望的是老福特年僅26歲的孫子亨利·福特二世,一個被大學退學、沒有任何經驗的毛頭小子。斯隆因此憂心仲忡,於是跟通用的往來銀行摩根銀行(J.P.Morgan)和摩根·斯坦利銀行(MorganStanley)商量,打算設立一個企業聯合組織來支援福特,提供他們必需的資金以進行重整。我不敢斷言這件事的真假,但確實有很多人這麼說。

福特二世接掌公司,打算捲土重來時,就大舉向通用挖角,斯隆不但不以為忤,還全力支援。通用的高階主管對出走至敵方陣營的同僚可謂恨之入骨,斯隆卻滿心歡喜地讓他們“叛逃”,還幫他們爭取在通用的退休金和利潤分成計劃,使他們在跳槽後,不至於有任何金錢上的損失。聽說,斯隆還對布里奇這個前通用主管、後來的福特總裁透露,他還可以從通用挖一些尚未被髮掘的人才去福特。斯隆辯道——這一切都是為了通用。這個國家不能讓福特就此覆亡,不讓福特再興,政府就會接管,這樣只會傷害通用,因此幫助福特是“專業職責”所在。但是我所關注的課題,比方說員工社群和對工會的政策等,都是屬於“公共職責”,而非“專業職責”

對於我所提的問題,斯隆並沒有說這和通用的利益無關,他也承認和通用有關,但是他認為我之所以強調這些是因為會對公眾造成衝擊,然而卻不是他自己的“專業職責”,這點認知是正確的。我希望通用能以身作則,立下個典範;對斯隆而言,這麼做卻是“不夠專業”的作法,他說:“好比外科醫師切下一個沒有問題的盲腸,好示範給學生看。”

事實上,“公共職責”對斯隆而言,簡直比“不夠專業”還糟,不但不負責任,而且是權力的僭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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