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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重批輕租”、“輕批重租”等，這不過是地主因時制宜便於剝削的花樣而已。農民如不能一次將押金交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內扣交，有的地主更將押金再以高利貸放給農民。交給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規定，退佃時應全部退還，但地主總是想盡一切奸詐手段，七折八扣，直至化為烏有。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18）

地租以額租最普遍，分租不流行，額租一般是按租約上書寫的出租田的產量，主佃對半分。由於押金輕重及其他原因，又有主佃四六、*、三七、七三等不同形式。不繳押租田地，收穫多東七佃三，也有東八佃二甚至東九佃一的。然而通常租約，額定產量多高於實際產量，因此名義上是對半，實際上地主收的成數要高過定額。如果以押金利息計處地租，則實際地租就比額定租率更要高得多。押租愈重，實際地租愈高。

至於其他的額外剝削；簡直沒有辦法寫得清楚。1950年2月4日益陽專區的《湘中日報》，刊載一篇統計材料，地主的剝削花樣有120種。有些名目，由於已經過去了50多年，現在人很難弄得明白了。以下舉出大家容易懂的幾種：例如虛報田數，長沙叫“寫冒莊”，寧鄉叫“紙上開田”，就是租約上的田數比實際要多，所以有的租額名義輕，而實際上很重。例如欠租轉為高利貸生息，以牲畜雜物作抵押。例如“糞厚加租”，佃戶把田種肥了，地主就要加租。例如水租，佃戶用地主塘裡的水，每石田要交多少谷租。例如指倉交租，租谷要送到地主指定的地點去，耗費勞力很大。例如交租“車谷”時，風車重絞，加大風力，每石要多車四五升。例如送禮（副產物剝削），送租雞、租魚、租肉、稻草、豆子，山裡有什麼就要送什麼。例如請酒，請“春酒”、“新米酒”、“看禾酒”、“寫批酒”。例如大斗收進，小鬥借出。例如無償勞役：抬轎、舂米、挑水、曬穀、打魚、修房、紅白喜事，每年少則十幾個工，多則三四十個工……這些額外剝削，農民講一天一夜也講不完。

高利貸在湖南是很普遍很複雜的，從1937年到1949年特別殘酷，這裡不多贅述。

在這樣嚴重的殘酷剝削下面，農民往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正產收穫都被壓榨去了，不但難以進行再生產，連生命都無法延續。這就是農村破產，一切春荒、夏荒的基本原因，這就是為什麼農民一年辛苦到頭，還要長年吃糠、吃草的根本原因。

另外，湖南地主階級在政治與思想上統治手段的毒辣，在全國也是很突出的。他們既有北方地主野蠻的特性，又有南方地主狡猾的特性。他們利用衙門保甲（政權），團防土匪（兵權），祠堂宗法（族權），公私學堂（學權），廟宇會門（神權），1937年到1949年，更是借國民黨的黨、團、參（議會）、特（務），將農民束縛得緊緊的。

農村的鄉保長，不是地主親自出馬，必由他們幕後操縱。像師長賦閒時辦團防，六七十歲的豬仔國會議員爭做保長，這在別處都是很少見的。為了掌握學田公產，搜刮農民油水，湖南地主最善於採用辦學校、辦善堂、修橋鋪路、積穀“防飢”，這一套名利雙收的辦法。

湖南農村的祠堂、廟宇和學校特別多，這都是他們進行統治的好工具。伽藍、觀音幫地主辦了不少事情。祖宗族法恰好迷糊了農民的階級覺悟。“讀書先生”在農村分外受人尊敬。湖南地主會打官司，善於告狀，也是特點。至於圈子會門，扶乩立壇，更不知欺騙籠絡了多少農民。

湖南地主階級的野蠻統治，在濱湖和湘西表現得最為突出。濱湖是“強管洲，霸管水”的世界，誰有權有勢，誰就可以佔地挽垸。爭奪洲土時，佃戶被雙方“洲土大王”驅使互相殘殺，最野蠻者有將對方佃戶搶來殺掉，用大鍋煮人肉吃的。湘西土匪惡霸地主，自築寨堡，自設關卡，自立公堂，燒殺劫掠是家常便飯。湘西流行的說法是：“有槍就有勢，有勢就有官，有官就有錢，有錢就有田。”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19）

所以有人形容湖南地主階級，說他們“能文能武”、“能屈能伸”、“半新半舊”、“亦官亦商”、“舞文弄墨”、“好事生非”，“上承曾（國藩）左（宗棠）衣缽，下受蔣匪薰陶”確實是一點不錯的。

6、西南土地問題的若干情況

這裡說的西南是指開國大土改前的四川、雲南、貴州、西康4省和重慶市，不包含西藏。所闡述有關土地問題的若干情況，是散見於當年報刊和有關調查材料的綜述。能夠充分說明西南農民遭受地主惡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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