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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種背景下，四世紀前後出現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謂部民，是指皇室和貴族的私有民集團，身份介乎於農奴和奴隸之間。他們或者集體在皇室和貴族的田莊中勞作，或者定期前往皇室和貴族的家庭中、工房中從事生產和服務工作。部民最初的來源是奴隸、戰俘、移民和罪犯，後來相當多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礎上，逐漸建立起氏姓制度。中國古代以姓代表血緣，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則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緣為中心組成的氏族公社，兩級分化後，其首領即被稱為氏上，對內主持對氏神的祭祀，裁決氏族內部紛爭，對外則代表氏族與其它氏族或朝廷接觸。姓原本是對氏上的尊稱，後來逐漸成為大和王朝賞賜給氏上以區別其尊卑高下的一種稱號。比如天皇的後裔往往賜姓臣、君，很多傳統氏上賜姓連，中國或朝鮮移民的氏上賜姓主、史，其它的還有別、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最尊貴的姓是臣和連，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稱大臣和大連。

日本人現在的所謂姓，其實應該寫作“苗字”，除明治維新後新造的或附會的苗字外，主要來源是古代和中世紀為區別同姓異流而另起的稱謂，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經完全是兩碼事了。

從五世紀後半葉開始，中國分久必合的趨勢日益明顯，而朝鮮半島也因新羅的崛起，即將擺脫三國鼎立的局面，倭國在半島的殖民勢力日漸萎縮。大和王朝還想挽狂瀾於既倒，不停地渡海派發援軍，但其造成的結果只能是地方貴族和百姓此起彼伏的反抗。479年，500名蝦夷族士兵在西部發動叛亂。527年，筑紫國造〔國即郡，造即郡長官〕盤井掀起反旗，又佔據“火、豐兩國”，叛亂持續了一年零三個月之久。

到了六世紀中葉，部民制度因生產力的發展逐漸崩潰，許多貴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為擁有一定人身自由，繳納貢賦的農奴和小生產者。這就引發了大和朝廷中兩種思潮的強烈鬥爭，即是因應這種社會形勢進行改革，還是維持舊有的生產關係。前者以蘇我氏為領袖，後者的代表家族則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的鬥爭

社會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蘇我氏希望利用從大陸和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思想，構建新的宗教體系，以壓制地方貴族勢力，完成因應社會需要的中央集權。蘇我氏本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蘇我滿智宿彌據說曾統轄過東漢、西文、秦等氏族——從這些氏族名稱便可得知，他們大多源自於大陸移民。

與蘇我氏相敵對，物部氏堅持倭國原有的紛繁複雜的氏神信仰，反對崇尚佛教。552年〔一說538年〕十月，百濟的聖明王向大和國贈送了一尊釋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經卷，在此佛像是否應由大和國王供奉的問題上，蘇我、物部兩氏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的大和國王為欽明大王，蘇我氏的首腦為大臣蘇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腦則是大連物部尾輿。

蘇我稻目認為：“西方各國大都信奉佛教，我國怎能固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與反駁說：“我國從來祭拜國神〔指各種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國神，恐怕會招致國神的憤怒。”欽明大王無從抉擇，於是下令讓蘇我氏先嚐試單獨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終外國神壓倒國神，保佑蘇我氏繁榮昌盛呢，還是國神壓倒外國神，會使蘇我氏遭逢災禍呢？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階段鬥爭，以物部氏大獲全勝而告終。就在蘇我氏全族改變信仰後不久，大和國內突發瘟疫，死者無數，物部尾輿趁機跳出來煽動貴族們，說這都是因為佛教傳入而招致國神的不滿，降下疾病來警惕世人。因為蘇我稻目曾將兩個女兒都嫁給欽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權勢頗大，物部氏無法將其一朝扳倒，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燒燬佛像——從此兩族仇深似海。

571年，欽明大王去世，傳位於敏達大王。577年十一月，百濟再次來湊熱鬧，獻上經論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術工人，佛教再度流行開來。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趁機重新掀起崇佛的輿論，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內建造佛殿，卻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破壞。流行病也趕巧，又一次發揮作用，不過這次不是在毀佛之前，而發生在毀佛以後，大和國內流行瘡疥，連敏達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長滿了癩瘡。蘇我馬子於是進言，說這就是不尊佛教的結果，佛陀將召國王前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也。敏達大王害怕了，只好同意蘇我一族繼續供佛。

585年，敏達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僅兩年就死了，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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