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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這樣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於是把燙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請求朝廷“敕許”。這幫幕臣雖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來，自己不是洋人的對手，而朝廷公卿卻全都沒有見過大世面，只知道國體不能更改，國威不能降低，堅持傳統的“攘夷”思想，毫無轉寰餘地地堅決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清朝再次慘敗而告終，哈里斯趁機恐嚇說：“如果不答應我們的條件，等到英國人以武力攻來要求開港，日本就危險了。”於是幕府嚇得不再管什麼“敕許”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協議上籤了字。此舉立刻引發了軒然大波，本來幕府執掌國柄，你愛怎麼幹就怎麼幹，不必要朝廷點頭，可是既然已經請求朝廷“敕許”了，卻又違背朝廷的命令，在沒有得到“敕許”的情況下就簽訂了條約，這根本是悖逆之舉。一時間，群情洶湧，所有矛頭都指向了江戶幕府。

吉田松陰為此憤怒地斥責幕府，說：“不思國患，不顧國辱，不奉天敕，將軍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產生了決定性的改變，即從尊奉天皇而並不反對幕府，轉化為想要依靠天皇的權威來打倒幕府。作為尊攘派的祖師爺，松陰的思想立刻成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變成眾矢之的。從此日本國內的思潮，從單純的“開國”和“攘夷”之爭，新增了更為複雜的“佐幕”和“倒幕”的對立因素。

不過指示在條約上簽字的並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剛剛被任命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還有權力，向來就由德川家的世代重臣來擔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勝、寬永年間權傾一時的酒井忠勝，等等。

且說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譜代的彥根藩，前藩主、兄長井伊直亮去世後繼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經擔任過幕府大老。黑船來航的時候，井伊直弼是少數開國派之一，等他當上大老之位，立刻就和尊攘派發生了嚴重衝突。

攘夷派的首腦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主德川齊昭，正好家定將軍體弱多病，看著隨時都可能嚥氣，又沒有子嗣，德川齊昭就聯合越前藩主松平慶永、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土佐藩主山內豐信、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等人，企圖靠著把一橋家的德川慶喜推上將軍寶座而掌握幕政——這些人就被稱為“一橋派”。對於德川齊昭的這種圖謀，井伊直弼當然不會坐視不理，他針鋒相對地推舉血統更近的紀州藩主德川慶福為將軍繼承人。就這樣，幕府一分為二，表面上是因為將軍繼嗣問題產生了分歧，實際上是開國與尊攘兩種思潮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或許井伊直弼是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為了貫徹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敕許”就匆忙地和美國人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不僅如此，同一年還和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締結了內容相近的條約，史稱“安政五國條約”。他的這一舉動更加觸怒了尊攘派，兩派的衝突已如箭在弦上，“安政大獄”就此爆發。

且說德川家定將軍於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去世，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請求朝廷“宣下”，任命德川慶福為新的將軍。然而孝明天皇因為不滿幕府簽訂開國的條約，遲遲不肯頒發正式詔命，“一橋派”趁虛而入，薩摩、水戶等藩駐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雲濱、賴三樹三郎、西鄉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聯，並且遊說朝廷公卿，想要讓朝廷下詔罷免井伊直弼，任命德川慶喜為幕府將軍，德川齊昭為副將軍。

為了說明自己簽訂條約的理由和苦衷，也為了催促朝廷儘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間部詮盛前往遊說，又派親信長野主膳去京都監視尊攘派的動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請到了朝廷譴責井伊大老的“敕掟”，並將此公文交給主子德川齊昭。齊昭皇命在手，變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對幕府施壓。雖說從黑船首次來航的時候起朝廷就開始插手政治，但越過幕府直接向諸侯下令，這還是第一次，朝廷的這種舉動使得尊攘派士氣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開始甚囂塵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後，要求德川齊昭交出天皇“敕掟”，並且懲處為了獲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遊說串聯的各藩志士。此舉激怒了尊攘派，水戶藩士一千多人，尾張藩士近兩千人浩浩蕩蕩前往江戶城請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倒幕內戰似乎一觸即發。

面對如此險惡的局勢，井伊直弼決定痛下狠手，嚴懲這批尊攘派。當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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