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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自由的代價

索羅斯決定他將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並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第一節　慈善觀與民主狂想

對於喬治·索羅斯來說，在他的早期商業生涯中，慈善事業是件很遙遠的事，一想起“慈善”這個字限，他就覺得討厭。1993年，他曾對記者說：“在我們這樣上個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上的文明中，慈善事業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我們這個文明絕非是建立在關心他人利益的基礎上的。”所以，索羅斯身邊的人記得，他從來沒有談論過安置窮人的重要性。他倒是願意捐獻大筆錢的，但不想捐給私人。他希望自己能造成巨大的社會影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將錢捐給社團，甚至社會，而且是大張旗鼓地捐贈。

倫敦的猶太人保護委員會對待他的態度，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它改變了他對慈眷事業的看法。他對記者說：“你應該知道，我實際上是反對慈眷基金的。我認為，弄清建立基金會的目的，即要完成什麼事，比基金會本身的運轉要重要得多，而基金會也僅可能因此而存在。他相信，任何組織機構，包括他自己的，必然會”發生質變和腐敗“，因為機構裡的人會追逐財富、權力和安逸。

他一直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有關他以前所組織的基金會的憎況，這個基金會叫“中央公園社會基金會”。它的宗旨是重建紐約的中央公園。恰巧，另一個機構“中央公園管理委員會”擁有同樣的使命。當索羅斯的基金會惡意攻擊這個組織的時候，索羅斯感到震驚，他不僅制止了這種不良行徑，而且“槍斃”了這個社會基金會。他事後說，他解散這個基金會比當初建立它更覺自豪。

但是，若他繼續想做好事的話，這些情況都是難免的。他無可選擇，他還得建立基金會，他只能盡力設法讓這些基金會運作得當。

問題是，他該怎樣去捐款？既然他是猶太人，那麼他捐助他的猶大同胞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索羅斯從不否認他信仰猶太教，他只是把它放在了一邊罷了。他以前一直故意不捐錢給以色列，直至1986年，當他結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務評論員丹尼爾·杜榮之後，他才捐了一小筆資金給杜榮在耶露撤冷的智囊團。後來，那路撒冷的希怕來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古爾·歐菲爾，努力接近索羅斯，希望他建立一個基金，來收容安置前兩年從蘇聯湧人以色列的50萬猶太人，但索羅斯堅持決反對，並中斷了這次談話。

為什麼索羅斯如此反對捐助以色列入？臭福爾後來回憶說：“這是因為，他認為以色列大‘左’了，除非以色列改變自己，否則，支援它便毫無意義。在他的思想中，有非猶太復國主義甚至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成分，他認為，猶大人應該在他今天生活的社會中安然生活。

當索羅斯尋找一片能夠使他成為“成功人士”的天地時，他覺得，他生命中的分水嶺便是從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閉社會”中逃離出來並且離開匈牙利以後，他才嚐到了什麼叫自由，首先是在英國，然後是在美國，為什麼不給東歐和蘇聯的那些人同樣的機會來嘗試自由？

索羅斯決定運用他的財富來促進社會開放，促成民族自決，使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井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

為破壞社會主義，索羅斯一直在提供資金，資助東歐和蘇聯的叛亂。革命並非是引向防禦工事，並非是在街道，而是在平民的思想裡，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並且到最後，它終將會導致在這些國家中民主的誕生。

索羅斯計劃要做的事情，阻力是巨大的，共產黨人的政府不會自動投入他的懷抱；他也知道，他不能粗暴地對待這些國家，有些努力可能成功，有些努力也可能會失敗，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因而，選擇何種角度使他和他的慈善事業產生最大影響才是最重要的，他打算運用他的財富重新修改歐洲的政治版圖，就像羅斯查爾德一樣。

剛開始，當共產黨尚統治這些地區時，在這些地區產生影響倒是容易的，但在後來，當共產黨不執政後，就不那麼容易了。索羅斯對此說：“當你提出一個變革方案時，它馬上會被粉碎，因為，一旦將之與其他同類方案相比，它就會變得似乎虛假了。”

但索羅斯深知，光憑他口袋裡的錢，是不能將東歐和前蘇聯弄垮的，除了用錢之外，他還得向東歐灌輸西方的價值觀念，畢竟，只有在西方才是開放社會的觀念流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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