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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一筆勾銷，徹底賴掉日軍暴行的罪帳，為日本右翼勢力張目打氣。因遭到中國方面的嚴厲批判，使其陰謀未能得逞。但此舉並不意味著扭轉了日本右翼勢力翻案的逆流，潛在侵略史觀隨時都有可能冒出頭來，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須知，右翼勢力從民間到官方已經成為日本的社會基礎，要他們“安分守已”，放棄“往日輝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戰犯——南京大屠殺的主兇松井石根的隨從兼秘書，自稱是拓殖大學講師的田中正明蓄謀已久，挖空心思寫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公開為他的主子戰犯招魂叫屈，以虛構寫《虛構》，大放厥詞，不僅否認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暴行，而且還為日軍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推御責任，誣衊性地諉過於中國。就在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館之際，在日本發表了《九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文，把有論成無，把無論成有，無理取鬧，不可一世，成為右翼勢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鋒。

第一部分　虎口餘生記第2節　問題的緣起（2）（圖）

1937年9月19日，日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下令對南京等實行“無差別級”轟炸。

日本社會上許多教授、學者和有識之士主持正義，堅持實事求是，抱著對歷史負責的嚴肅態度，高舉日中友好和反戰旗幟，紛紛起來批判日本日益膨脹的翻案逆流。他們人數眾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針對逆流的要害，在《歷史評論》上發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隨意取捨史料的錯誤觀點和做法，並於1975年8月，出版了《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批判了鈴木明、山本歪曲歷史的錯誤論調。1973年9月，《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編寫的《筆桿子的陰謀》一書出版，尖銳地批判了鈴木明等人奇談怪論，與洞富雄先生所發表的文章一樣。同樣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學者，學問淵博，造諧極高，處理學術問題態度極為嚴肅。他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震驚世界的慘案極端關注，並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為中心，收集了戰爭期間和戰後報刊上大量有關的報道檔案、檔案、書籍、回憶錄及散落在民間當事人的日記，把它們分類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認真地進行對比，鑑別，批判和篩選，去偽存真，於1967年寫成《近代戰爭之謎》一書。後半部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贏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審定教科書的機會纂改歷史，美化軍國主義，洞富雄出於對日本人民和子孫後代負責的精神，逆流而進，又於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定本（1982年日本現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毛良鴻，朱阿根譯。以下簡稱《大屠殺》），側重批判鈴木明和山本的錯誤謬論，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殺這一震驚世界的歷史事件而言，該著作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歷史資料，值得史學工作者去深入研究，從中定會受益匪淺。

但是，從中國角度來看，田中的《虛構》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會基礎，迎合了長期存在的侵略史觀和舊軍人復活軍國主義的思潮，所散佈的謬論纂改歷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勢力中任何一個人都更加惡毒，他不僅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實，而且還嫁禍於人，把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責任強加在被侵略者——中國人民的頭上，干涉我國內政，用軍國主義口氣剝奪我國人民保衛祖國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還進行了人身攻擊，誹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肯定和對日本戰犯的定罪，妄想從根本上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翻案，為復活軍國主義鳴鑼開道。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日本依仗強大的財力，已暗中出動相當數量的人員，四出蒐集對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時機，一舉推翻歷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將留下無窮的後患。

我國報刊雜誌揭發批判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續時間之長，數量之大是驚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勢力翻案，引起我國人民的憤慨，必有文章回擊。或逢週年祭日，亦發表相應的文章，或懷念，或譴責，難忘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國重新武裝日本，激起我國人民的新仇舊恨，《新華日報》連續發表文章，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孽。個人署名發表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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