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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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入江中。

雷伯先生說：“中國人沒有向日本軍開過一槍”那是事實。但說“日本軍至少槍殺了五千名中國人”那就相差太遠了，也許所指僅限於安全區附近被殺害的“五千人”而已。

1982年，我《人民日報》譴責日本教科書把南京無抵抗的市區寫成了“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歪曲了歷史事實，是地地道道的無恥讕言。田中正明此一虛構，到此也徹底破產了。

虛構之七，謊稱“正確對待俘虜”的問題，是因為屠殺俘虜為國際法所不允許，表明日本軍野蠻，喪失國格，而且戰後要追究指揮官的戰爭責任。然而，日本軍國主義卻無視國際法，竟“決定對被捕的中國人不作俘虜處理”。（《記錄》44號，第19頁，載洞富雄編：日中戰爭史資料8《南京事件》Ⅰ）

田中正明從為日本軍抵賴罪惡出發，虛構謊言說：“所謂殺害俘虜，完全是無中生有。在部隊轉移時都讓他們返回了家鄉。”（見《虛構》第154頁）。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且來在《虛構》一書中找到日本的前田雄二在《在戰爭的激流中》中寫道：

翌日（12月16日），我和新井及照片中的祓川等人一齊前往軍官學校（即中央軍官學校——作者注）觀看“處刑”。關在校舍一角的俘虜一個個被拉到院子裡面來。下士官令他們向前面的防空壕方向跑，早已做好準備計程車兵用刺刀向他們背後刺去。對於慘叫著栽入壕內的俘虜還要補上一刀。學校內共有三處這樣的“刑場”。

另外，松川晴策（千葉鐵道第1聯隊。陸軍隊長）說：具體日子記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或者16日，在下關碼頭，我曾見到陸軍士兵讓中國俘虜每六人排成一列，然後用刺刀把他們挑死或者用槍把他們打死。（見《虛構》第149頁）

田中正明接著說：“看來在17日入城式前夕確曾有過這類處刑”，但又詭辯說“絕非什麼大屠殺”。用他們的觀點來解釋，日本兵用俘虜作靶子進行刺殺訓練也叫做“正確對待俘虜”？

《鐵證如山》一節中已說過，日本軍對待中國俘虜一概都殺，未曾饒過一人，無需加以重述。這裡僅就日本軍指揮官對中國人的認識，由此發出的命令和對待屠殺的行為加以引證和補充。

松井石根指揮侵華日軍來華作戰的任務是“膺徵”中國，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在攻打上海時便在《陣中日誌》中寫道：

然上海附近之中國軍民，受蔣介石多年排日侮日精神影響頗深，無不對我軍同仇敵愾，直接間接採取諸多不利我軍之行動，乃至婦女兒童亦自動成為義勇軍之一員，或擔負密偵任務。

松井仇視中國人民的愛國行動，也是造成南京大屠殺的原因之一。

鑑於非正義的心理，第10軍司令官柳川中將，在杭州灣登陸後便深有感受地認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敵人。

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步步緊跟進攻的日本軍前進，他在屬第10軍的第6師團司令部裡看到一個檔案，其中說：“不許共產主義暴虐，為了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見《太平洋戰爭文獻：最前線的情況異常》）另在《鄉土部隊奮鬥史》一書中也記載著：第6師團司令部在向崑山進攻的途中接到命令：“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燒燬。”初步體現了日本軍“三光作戰”的政策，隨後又大加發揮和不斷地升級。

事實證明，仇恨中國軍民的思想在日本軍將領中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對待俘虜斬盡殺絕是他們的既定政策。有充分證據表明，華中方面軍在進攻南京的佈置中未曾提到對待俘虜如何處理的問題。田中正明引用松井的《陣中日誌》為“正確對待俘虜”之虛構進行詭辯，欺騙不明真相者，以便矇混過關。但我們查遍了他引用的《攻克南京城綱要》和《進攻南京及入城後之注意事項》總共615個字，其中卻未見“俘虜”一詞，“正確對待俘虜”又從何談起呢？1937年12月8日，松井在給守衛南京的中國部隊《勸降書》中說：“百萬日軍，業已席捲江南，南京城正處在包圍之中。”又說：“日本軍對負隅頑抗的人將格殺勿論，但對一般無辜之良民及沒有敵意的中國部隊將是寬大為懷，並保障其安全。”他在《攻克南京城綱要》和《進攻南京及入城後之注意事項》未曾提到如何處理俘虜問題，並不是一時疏忽，而是有意省略。《勸降書》中的第一句“意識到將有大批中國軍人被俘”；第二句“是處理俘虜的方針”，即“格殺勿論”和“寬大為懷”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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