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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中央大學（當時叫南京臨大），學生們正在集會。大家一看見這位披斗篷、穿馬靴的將軍就發出了陣陣噓聲，再聽說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禍首，更是罵聲四起。“關鐵拳”一介武夫，說話全無遮攔，在昆明的時候就信口開河，說什麼“學生有示威遊行的自由，當兵的有開槍的自由”，結果被趕出了雲南，現在到了中央大學，他登上講臺、開口就說：“和你們學生打交道，真比對付十萬敵人還麻煩”，還說：“你們學生一張嘴，沒道理也變成了有道理……”

學生哪裡肯吃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們學生是講道理的，你這個反民主的劊子手才是真正的強詞奪理！”，然後，一陣陣口號震耳欲聾，罵得關麟徵瞠目結舌、真的變成了“紅臉關公”，最後只好跳下講臺、落荒而逃。

“關鐵拳兵敗大學校園”的典故一時成為京城的笑談，弄得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關雨東的政治是弱項……”。可沒過多久，老蔣居然任命關麟徵為中央大學的教育長（關麟徵也因此成為繼蔣介石之後的第二任黃埔校長），真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說句玩笑話——網上有人說，關之琳是關麟徵的孫女。如果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關不受大學生的歡迎，但若是換成現在，讓關之琳再到大學校園裡走一趟，絕對能把關家的面子找回來。）

關麟徵去中央大學的時候，蔡智誠他們也在場，關司令被哄走以後，傘兵軍官卻沒有走。大學生衝著他們喊：“軍人滾出校園去！”，蔡智誠就報出自己原先的學校、專業、年級和老師的名字，並且說：“我們是軍人、也是學生，大家都是中國的青年，總可以坐下來交流的嘛”，學生們這才不起鬨了。

雖然不起鬨，卻仍然無法溝通。

蔡智誠的“說服物件”是工學院的學生，他解釋說，自己在後方考大學的時候也考了英語和《中國之命運》，所以“甄審考試”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而學生聯誼會的代表卻認為，“甄審”的實質是對淪陷區青年的侮辱，必須取消這種不公平的待遇，並且撤換不稱職的教育官員——雙方各講各的道理，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當時，蔡智誠只是覺得這些學生的組織性很強，很不容易對付。可他哪裡知道，他面對的“聯誼會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中共地下黨員，他更不會知道，會場上的43級機電系“談話代表”竟然是未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當時是中央大學“反甄審”運動的骨幹，王嘉猷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因此，他執行的這項“說服工作”，其實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不過，如果以為只有共產黨人才懂得發動學生，那就錯了。蔡智誠他們也是到校園裡來“點火”的。

點火的契機在於東北。

抗戰勝利後，東北就處於蘇聯軍隊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蘇友好條約》的規定，蘇軍應該把東北地區移交給南京中央政府，並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軍，可是，一直到46年，蘇聯人都沒有撤出的跡象。

46年1月中旬，“東北行營”的八名官員在撫順被東北民主聯軍的散兵槍殺，這件事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一時間，籲請蘇聯“約束中共武裝”、要求蘇聯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2月份，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於東北問題的四條主張”，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東北民主部隊”、要求“限制進入東北的政府軍的數量”，卻沒有要求蘇軍撤出東北——這就給後來的“反蘇反共運動”提供了口實。

當時的中國老百姓對蘇聯的印象很不好，這不僅有歷史上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因素。蘇軍佔據東北，並且不斷壓迫國民政府在外蒙問題和新疆問題上做出讓步，這樣的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共的發展，但在本質上卻傷害了中國的主權，這就深深刺傷了中國人民最敏感的神經——於是，當國民黨當局把共產黨的曖昧態度與蘇聯軍隊的沙文主義聯絡起來的時候，當蔡智誠他們指責“某黨為了實現武裝割據，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時候，一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就不可避免地被點燃了。

“為了國家主權，不懼赴湯蹈火”，“只知有國，不知有黨”——這是46年反蘇運動的主要口號。

國民政府選擇在這樣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口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1946年3月，正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主持調停的時候，馬歇爾一下飛機就聽到了如此“民主的、愛國的呼聲”，立刻就對蘇共和中共的行為提高了警惕。於是，隨之而來的政治脅迫和國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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